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当时正当年轻的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都想赴日留学，为了学习日语，找了个日语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
有个理论，女人其实比男人更好色，虽然哥的长相出乎你的想象。
但人不可貌相，在随后的交往中，他们谈文学，谈时事，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很快走进了丁玲的内心深处，其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足够迷倒当时幼小单纯充满向往的丁玲。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稳重。
当时丁玲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人亲口说一声“我爱你”。
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空谷兰》后，萌生了做电影明星的梦想，便给大导演洪深写信，在洪深的帮助下，她去上海，参观了电影拍摄的过程，演技形象虽然得到洪深的认可，但是终因性格与电影圈潜规则的现实格格不入，放弃了这个打算，明星梦就此夭折。于是她回到北京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1927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
“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
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
后来，她在阅读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时，写过这样的一段评语：“我去演电影不是为生活，是为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梦珂》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创作原型，是丁玲的闺蜜王剑虹。
梦珂这个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经对王剑虹的昵称爱语，法文意为“我的心”。
沈从文早在三三年写的《记丁玲》里有提及，且有过切实的记述。据说此书解放后一直被销毁，禁止出版，以致很少被人看到。现在网上可以找到，只是不知道版本对否。
生活还在继续。
冯雪峰离开北京到上海，丁玲不顾一切追到上海，紧跟着胡也频也追到了上海。
旧中国尘土飞扬的坎坷大道上，一路都是马不停蹄追赶爱情的脚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欢场。
于是，奇葩绽放出了惊艳的花。
面对两个男人，性格开朗的丁玲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一个成熟有味，一个幼稚可爱，鱼和熊掌兼得，我都要！
这个女人不寻常。
于是三人直奔杭州，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
从白娘子开始，西湖边上就是妖精出没的诡异之地，也是产生千古爱情的多情之地。很多人在这里相恋，很多人在这里分手。
冯雪峰在西湖边的的葛岭租了一套两居室，冯雪峰住一间，胡也频住一间，白天丁玲一时和冯雪峰拥抱吟诗，一会又和胡也频相偎写作，晚上则轮流在两个房间过夜。
不疯魔不成活。
这种女权至上的生活对于用情很真的胡也频来讲，岂止是折磨。即使自己深爱的女人再三重申与别的男人只是柏拉图，他也无法忍受。
爱情都是自私的。
胡也频一气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从文倾诉，沈从文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爱。
胡也频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了丁玲飘摇的心。最终，冯雪峰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三人行，必有人不行。
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然后收拾一地的破碎心情，静下心来和胡也频过日子。
这段惊世骇俗的三人行爱情告一段落。
丁玲曾写给雪峰两封信，但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只将痛苦埋在心中: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的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我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是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指冯雪峰)。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瑕的天真……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你，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此后冯雪峰成为丁玲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结，她永远记得他，终身对他怀有特殊的感情。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
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开始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年轻气盛的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
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
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不久胡也频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林育南，柔石，殷夫，冯铿等人。
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后人称为左联五烈士。
胡也频时年28岁。
凄厉的枪声震惊了中国，也无情的击碎了丁玲美好的家庭梦。
胡也频遇害后，生命力恣肆汪洋的丁玲对冯雪峰雪藏的感情终于爆发，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
“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么，我不扯谎，我应该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是叫着“xx”的男人。……”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
“我只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释，希望你把我当作一个男人，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就是说爱你），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过去的一切不讲它，我们象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们不方便。”
从后面的信中可以看出，冯雪峰明显拒绝了丁玲的爱，并且采取了回避不见的态度，这使得丁玲非常痛苦，只好说明自己对冯的感情已经升华为纯洁的同志式的、高尚的革命情谊，来挽回自己和他相见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
以互相温暖为追求，以互不伤害为底线。
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
在尼姆韦尔斯的《西行访问记》中，丁玲在1937年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坦率的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这次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
延安时期有人问她最怀念什么人，她说最纪念胡也频，最怀念冯雪峰。
纪念死者，怀念生者，也算是这个敢爱敢恨女人的情真意切。
一则轶闻：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至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几度濒临死亡的边缘。在狱中，他告诉难友、画家赖少其，他梦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支撑他，帮他度过难关。赖少其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这双眼睛。1949年，赖少其见到丁玲时，马上醒悟到，这不就是冯雪峰说的那双眼睛么？
丁玲晚年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字里行间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七十年代末，当丁玲获悉冯雪峰含冤死去时，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深挚地撰文《悼雪峰》，寄托对这位曾走进自己情感生活并如同自己一样历经风霜雨雪的伟大革命同志的怀念和哀思。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1985年，丁玲不顾年迈多病，从北京远赴浙江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丁玲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冯雪峰：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1903年6月2日诞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名福春，后改为雪峰。
1976年因肺炎引起并发症，於1月31日上午11时，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
胡也频遇害后，丁玲孤身一人生活在寂寞和恐惧中，生活之舟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1932年3月，在严酷白色恐怖的上海，丁玲加人中国共产党，大有要继承爱人遗志之决心。
当时丁玲已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表现新思潮新女性的作品，那些将几千年封建礼教磨擦起火的文字，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写出中国女性爱欲心理的作家，在社会上名声大震广受关注。
丁玲内心感激叶圣陶的慧眼赏识，终生都视叶圣陶为老师，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任何场合，凡有叶老在，丁玲绝对是末座相陪。
迫于现实，丁玲让沈从文陪同，把她和胡也频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多年之后丁玲对这件事说，她当时实在找不到别人，否则决不愿意让沈从文这样软弱动摇不进步的人护送自己和孩子。
三天后丁玲回到上海，随即和一位“长相类似银行家的人”短暂同居，一朵渴望怒放的鲜花是离不开云雨灌溉的，好人有好报，我要男人抱，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有人认为是这个人是日后的文化部长周扬，这似乎不太合理。因为文革中周扬把丁玲整得很惨，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曾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说明她对在文革中也同样受尽苦难的周扬是有一定感情的。谁知周扬称丁玲是“变节”分子！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其中原由，谁又说得清楚呢？
丁玲在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男人，那就是胡风。
1933年胡风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而回到上海，出任左联宣传部长，他与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一见如故关系密切，胡风是丁玲一生中最信任的人。丁玲去延安后曾将自己最重要的文稿信件秘密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保管，其中有毛泽东1936年12月送给她的诗词手稿。后来胡风被打为反党份子，经历多次抄家，几乎九死一生，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书籍和文稿，唯独神奇地将丁玲所交托的这一纸袋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直到1982年才亲手送归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
由此可见丁玲与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乱世中谁可相依？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又会托付给什么样的人来保管？谁又会对谁用45年来兑现一个承诺？
根据坊间资料，在此期间，丁玲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跟楼适夷、钱君陶等相继有过露水姻缘，不过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边角碎料，不值一提。
解放后丁玲给青年作家讲话中彪悍的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人生就像一场戏，什么角色演什么戏！
1931年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随身带着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
冯达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讲究着装，看上去风度翩翩，几天的采访下来，冯达为丁玲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所感动，开始默默的出现在丁玲身边，有时陪丁玲出去散步，去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空窗期。
最后，冯达润物细无声的关怀令丁玲无法拒绝，1931年11月，他们开始同居，并一起度过了长达3年的平静生活。
因为丁玲是共产党员的缘故，冯达也失去了给史沬特莱当翻译的工作。
貌似丁玲喜欢和比自己小的男人生活。想想现在流行的姐弟恋，其实都是革命前辈们几十年前玩剩下的。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
“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并设法通知和组织有联络关系的同志。”
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就这样，丁玲、冯达、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一同押往南京软禁。丁玲开始了终其一生苦难说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
一同被捕入狱的潘梓年在相关的文字资料中被如下记载：1933年5月，潘梓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丁玲寓所被捕，入狱达4年之久。
在监狱中，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最后的一年半，国民党中统每月津贴她一百元让她自己租房住，曾一次送她二百元做大衣，并把丁玲的母亲从湖南接到南京来住了一段时间。
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在狱中，丁玲据称是受冯达怂恿，写下一张大意为“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如能出去，不参加社会活动，回家读书、养母”之类的纸条，日后成为变节的把柄。
若干年后沈醉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披露。
1936年丁玲到延安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就对她在南京的经历提出疑问，认为她有自首情节，所幸有毛泽东的关照。
这三年的软禁生活成为日后丁玲一生中无法痊愈的伤疤，稍有风吹草动，就鲜血直流。
在软禁期间，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的导演。
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监狱生活或许枯燥，但，忙里可偷情，苦中能做爱，爱谁谁。
法国评论家居依.勒克莱克说：如果中国来一场妇女解放运动，那么丁玲是开拓者！
姚蓬子，四人帮姚文元之父。因为工作的原因，与丁玲早就认识并熟知，丁玲在被软禁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是就由国民党秘密派姚蓬子监视同居的。
当丁玲看见姚蓬子时，激动不已的高呼“蓬子！蓬子！你怎么在这里！”
姚蓬子的文章中曾描述过此前与丁玲的关系：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抽着烟，不久这小小房间里便被白雾所塞住了。在这烟雾中丁玲似乎感到窒闷，站起身来去打开窗户了。”
1934年10月租房居住后丁玲的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上街、还可以邮寄信件，但丁玲却始终没有离开南京，到底是留恋什么呢？
开到荼靡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
数年后在文革中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发表文章大骂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而丁玲最后默默无语。
就是因为丁玲的这次秘密被捕，冯雪峰把他和丁玲的信件整理发表，题为《不算情书》。
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后来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时，沈从文携着新婚妻子张兆和，几经辗转，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前去探望丁玲。
有趣的是，在丁玲失踪之初，沈从文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判断丁玲是被国民党抓了。理由第一条就是：她又没钱，又不漂亮，不会是受到普通的绑票。
1984年，中组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称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对于这件纠缠几十年的冤假错案，通知中详细的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其中有这样的话语：
“丁玲同志在南京被禁三年并未坐牢，也未审判，最后一年半，丁玲同志形式上是国民党每月出钱一百元而自己租房居住（但仍于〔与〕特务机关工作的姚蓬子同住）。”
“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后，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前，仍与其叛徒的爱人冯达同居。”
“一九三四年十月，与姚蓬子同住形式离开国民党软禁的机关，一九三六年五月赴北平（二星期），第一次赴沪（会冯雪峰月半月又受冯命回宁），第二次赴沪（最后离开南京）。”
“一九三四年四月姚蓬子告诉她：‘冯达供出了丁玲的房子’以后，据丁玲同志自己声明，即与冯达脱离两性关系。”
“一九三六年九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去西安，转赴陕北。”
作家聂绀弩在文革中写道：
“她在南京，并未坐牢，住在离中山陵不远的什么地方，国民党派人和她一块住，监视她。监视她的人睡在她的房门外面。后来那个人又和她住在一个房里，和她发生了关系。好像和她有某种关系的，始终是这个人；又像这个人不够能放她逃走的地位。那么也许和她有关系的不止一人。据说，中统方面流行一种术语，‘谒陵’（玲）和‘谒蒋’（她姓蒋），中统头子们高起兴来就笑谈：‘今天是谒陵或是谒蒋呢？’看起来，她是他们一个娱乐对象，奇怪的是，丁和我谈起这些时，竟津津有味，面有得色。”
往事扑朔迷离，像雨像雾又像风，狂风暴雨后依旧可见令后人仰慕膜拜的艳丽。
丁玲从南京辗转获释后，在上海迎接她的正是胡风。
在此前，丁玲已经有计划的将两个孩子都送回湖南老家，将身边的钱财全部留下，从友人处借到车费，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冯达，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据说冯达后来到戴笠手下做事，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沦陷”，冯达到达台湾，供职国防部情报局。
也有说法冯达后来在重庆娶了一个广东女人为妻，生了两个女儿，解放后，曾和女儿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期。
晚年冯达在台湾从事翻译，为人沉默寡言，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个笔划，“心”是“慧”字的末尾。
1980年代中期，蒋祖慧赴美演出。在台湾定居的冯达托人捎口信给她，渴望与她相见。
1990年8月24日冯达在台北去世。
他给友人的手迹中写有：“俗语说‘人生如梦’。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实在是伟大得很。”
如果你生长在黑暗下，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会不会害怕。——一句歌词。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洪深、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丁玲得以获释。
丁玲被捕之初，社会上一度风传丁玲已殉难，鲁迅先生还写了一诗《悼丁君》：如磬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球，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脱离苦海的丁玲前往上海会见冯雪峰，血雨腥风生离死别之后，两个有情人再次见面，也算老天开眼，旧梦重温。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
不久，丁玲在地下党员、作家聂绀弩的陪同下，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的检查，秘密到达西安，滞留一段时间后，于11月由东北军参谋刘向山带队，一个骑兵连负责护送，骑马前往红色革命根据地保安（即今天的志丹县），随身携带着宋庆龄通过冯雪峰转送来的350块大洋，这在精神上给了丁玲莫大的鼓舞。
在丁玲看来，抗战年代，延安是个“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的地方。
有些女人，虽没有倾城的容颜，没有魔鬼的身材，也从不惹是生非，但到任何地方都是男人目光的焦点，身边男人前仆后继络绎不绝，相书中称这类女人命带桃花。
女人再跑，前面遇到的也还是男人，只是不同的女人不同的命罢了。
最可怕的女人：有点才，有点貌，有点不安分。这样，她就会在学者群中充当美女，在美女群中充当学者，经营着边际生涯，全方位掠夺人世间的有限资源。
丁玲，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而且，是一朵胜过雨打梨花的文艺桃花，自然桃花朵朵开，不论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还是在贫瘠荒凉的陕北高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
有个理论，女人其实比男人更好色，虽然哥的长相出乎你的想象。
但人不可貌相，在随后的交往中，他们谈文学，谈时事，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很快走进了丁玲的内心深处，其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足够迷倒当时幼小单纯充满向往的丁玲。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稳重。
当时丁玲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人亲口说一声“我爱你”。
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空谷兰》后，萌生了做电影明星的梦想，便给大导演洪深写信，在洪深的帮助下，她去上海，参观了电影拍摄的过程，演技形象虽然得到洪深的认可，但是终因性格与电影圈潜规则的现实格格不入，放弃了这个打算，明星梦就此夭折。于是她回到北京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1927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
“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
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
后来，她在阅读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时，写过这样的一段评语：“我去演电影不是为生活，是为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梦珂》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创作原型，是丁玲的闺蜜王剑虹。
梦珂这个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经对王剑虹的昵称爱语，法文意为“我的心”。
沈从文早在三三年写的《记丁玲》里有提及，且有过切实的记述。据说此书解放后一直被销毁，禁止出版，以致很少被人看到。现在网上可以找到，只是不知道版本对否。
生活还在继续。
冯雪峰离开北京到上海，丁玲不顾一切追到上海，紧跟着胡也频也追到了上海。
旧中国尘土飞扬的坎坷大道上，一路都是马不停蹄追赶爱情的脚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欢场。
于是，奇葩绽放出了惊艳的花。
面对两个男人，性格开朗的丁玲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一个成熟有味，一个幼稚可爱，鱼和熊掌兼得，我都要！
这个女人不寻常。
于是三人直奔杭州，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
从白娘子开始，西湖边上就是妖精出没的诡异之地，也是产生千古爱情的多情之地。很多人在这里相恋，很多人在这里分手。
冯雪峰在西湖边的的葛岭租了一套两居室，冯雪峰住一间，胡也频住一间，白天丁玲一时和冯雪峰拥抱吟诗，一会又和胡也频相偎写作，晚上则轮流在两个房间过夜。
不疯魔不成活。
这种女权至上的生活对于用情很真的胡也频来讲，岂止是折磨。即使自己深爱的女人再三重申与别的男人只是柏拉图，他也无法忍受。
爱情都是自私的。
胡也频一气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从文倾诉，沈从文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爱。
胡也频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了丁玲飘摇的心。最终，冯雪峰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三人行，必有人不行。
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然后收拾一地的破碎心情，静下心来和胡也频过日子。
这段惊世骇俗的三人行爱情告一段落。
丁玲曾写给雪峰两封信，但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只将痛苦埋在心中: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的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我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是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指冯雪峰)。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瑕的天真……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你，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此后冯雪峰成为丁玲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结，她永远记得他，终身对他怀有特殊的感情。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
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开始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年轻气盛的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
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
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不久胡也频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林育南，柔石，殷夫，冯铿等人。
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后人称为左联五烈士。
胡也频时年28岁。
凄厉的枪声震惊了中国，也无情的击碎了丁玲美好的家庭梦。
胡也频遇害后，生命力恣肆汪洋的丁玲对冯雪峰雪藏的感情终于爆发，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
“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么，我不扯谎，我应该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是叫着“xx”的男人。……”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
“我只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释，希望你把我当作一个男人，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就是说爱你），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过去的一切不讲它，我们象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们不方便。”
从后面的信中可以看出，冯雪峰明显拒绝了丁玲的爱，并且采取了回避不见的态度，这使得丁玲非常痛苦，只好说明自己对冯的感情已经升华为纯洁的同志式的、高尚的革命情谊，来挽回自己和他相见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
以互相温暖为追求，以互不伤害为底线。
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
在尼姆韦尔斯的《西行访问记》中，丁玲在1937年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坦率的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这次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
延安时期有人问她最怀念什么人，她说最纪念胡也频，最怀念冯雪峰。
纪念死者，怀念生者，也算是这个敢爱敢恨女人的情真意切。
一则轶闻：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至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几度濒临死亡的边缘。在狱中，他告诉难友、画家赖少其，他梦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支撑他，帮他度过难关。赖少其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这双眼睛。1949年，赖少其见到丁玲时，马上醒悟到，这不就是冯雪峰说的那双眼睛么？
丁玲晚年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字里行间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七十年代末，当丁玲获悉冯雪峰含冤死去时，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深挚地撰文《悼雪峰》，寄托对这位曾走进自己情感生活并如同自己一样历经风霜雨雪的伟大革命同志的怀念和哀思。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1985年，丁玲不顾年迈多病，从北京远赴浙江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丁玲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冯雪峰：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1903年6月2日诞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名福春，后改为雪峰。
1976年因肺炎引起并发症，於1月31日上午11时，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
胡也频遇害后，丁玲孤身一人生活在寂寞和恐惧中，生活之舟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1932年3月，在严酷白色恐怖的上海，丁玲加人中国共产党，大有要继承爱人遗志之决心。
当时丁玲已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表现新思潮新女性的作品，那些将几千年封建礼教磨擦起火的文字，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写出中国女性爱欲心理的作家，在社会上名声大震广受关注。
丁玲内心感激叶圣陶的慧眼赏识，终生都视叶圣陶为老师，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任何场合，凡有叶老在，丁玲绝对是末座相陪。
迫于现实，丁玲让沈从文陪同，把她和胡也频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多年之后丁玲对这件事说，她当时实在找不到别人，否则决不愿意让沈从文这样软弱动摇不进步的人护送自己和孩子。
三天后丁玲回到上海，随即和一位“长相类似银行家的人”短暂同居，一朵渴望怒放的鲜花是离不开云雨灌溉的，好人有好报，我要男人抱，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有人认为是这个人是日后的文化部长周扬，这似乎不太合理。因为文革中周扬把丁玲整得很惨，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曾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说明她对在文革中也同样受尽苦难的周扬是有一定感情的。谁知周扬称丁玲是“变节”分子！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其中原由，谁又说得清楚呢？
丁玲在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男人，那就是胡风。
1933年胡风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而回到上海，出任左联宣传部长，他与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一见如故关系密切，胡风是丁玲一生中最信任的人。丁玲去延安后曾将自己最重要的文稿信件秘密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保管，其中有毛泽东1936年12月送给她的诗词手稿。后来胡风被打为反党份子，经历多次抄家，几乎九死一生，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书籍和文稿，唯独神奇地将丁玲所交托的这一纸袋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直到1982年才亲手送归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
由此可见丁玲与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乱世中谁可相依？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又会托付给什么样的人来保管？谁又会对谁用45年来兑现一个承诺？
根据坊间资料，在此期间，丁玲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跟楼适夷、钱君陶等相继有过露水姻缘，不过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边角碎料，不值一提。
解放后丁玲给青年作家讲话中彪悍的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人生就像一场戏，什么角色演什么戏！
1931年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随身带着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
冯达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讲究着装，看上去风度翩翩，几天的采访下来，冯达为丁玲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所感动，开始默默的出现在丁玲身边，有时陪丁玲出去散步，去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空窗期。
最后，冯达润物细无声的关怀令丁玲无法拒绝，1931年11月，他们开始同居，并一起度过了长达3年的平静生活。
因为丁玲是共产党员的缘故，冯达也失去了给史沬特莱当翻译的工作。
貌似丁玲喜欢和比自己小的男人生活。想想现在流行的姐弟恋，其实都是革命前辈们几十年前玩剩下的。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
“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并设法通知和组织有联络关系的同志。”
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就这样，丁玲、冯达、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一同押往南京软禁。丁玲开始了终其一生苦难说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
一同被捕入狱的潘梓年在相关的文字资料中被如下记载：1933年5月，潘梓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丁玲寓所被捕，入狱达4年之久。
在监狱中，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最后的一年半，国民党中统每月津贴她一百元让她自己租房住，曾一次送她二百元做大衣，并把丁玲的母亲从湖南接到南京来住了一段时间。
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在狱中，丁玲据称是受冯达怂恿，写下一张大意为“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如能出去，不参加社会活动，回家读书、养母”之类的纸条，日后成为变节的把柄。
若干年后沈醉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披露。
1936年丁玲到延安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就对她在南京的经历提出疑问，认为她有自首情节，所幸有毛泽东的关照。
这三年的软禁生活成为日后丁玲一生中无法痊愈的伤疤，稍有风吹草动，就鲜血直流。
在软禁期间，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的导演。
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监狱生活或许枯燥，但，忙里可偷情，苦中能做爱，爱谁谁。
法国评论家居依.勒克莱克说：如果中国来一场妇女解放运动，那么丁玲是开拓者！
姚蓬子，四人帮姚文元之父。因为工作的原因，与丁玲早就认识并熟知，丁玲在被软禁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是就由国民党秘密派姚蓬子监视同居的。
当丁玲看见姚蓬子时，激动不已的高呼“蓬子！蓬子！你怎么在这里！”
姚蓬子的文章中曾描述过此前与丁玲的关系：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抽着烟，不久这小小房间里便被白雾所塞住了。在这烟雾中丁玲似乎感到窒闷，站起身来去打开窗户了。”
1934年10月租房居住后丁玲的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上街、还可以邮寄信件，但丁玲却始终没有离开南京，到底是留恋什么呢？
开到荼靡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
数年后在文革中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发表文章大骂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而丁玲最后默默无语。
就是因为丁玲的这次秘密被捕，冯雪峰把他和丁玲的信件整理发表，题为《不算情书》。
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后来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时，沈从文携着新婚妻子张兆和，几经辗转，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前去探望丁玲。
有趣的是，在丁玲失踪之初，沈从文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判断丁玲是被国民党抓了。理由第一条就是：她又没钱，又不漂亮，不会是受到普通的绑票。
1984年，中组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称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对于这件纠缠几十年的冤假错案，通知中详细的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其中有这样的话语：
“丁玲同志在南京被禁三年并未坐牢，也未审判，最后一年半，丁玲同志形式上是国民党每月出钱一百元而自己租房居住（但仍于〔与〕特务机关工作的姚蓬子同住）。”
“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后，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前，仍与其叛徒的爱人冯达同居。”
“一九三四年十月，与姚蓬子同住形式离开国民党软禁的机关，一九三六年五月赴北平（二星期），第一次赴沪（会冯雪峰月半月又受冯命回宁），第二次赴沪（最后离开南京）。”
“一九三四年四月姚蓬子告诉她：‘冯达供出了丁玲的房子’以后，据丁玲同志自己声明，即与冯达脱离两性关系。”
“一九三六年九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去西安，转赴陕北。”
作家聂绀弩在文革中写道：
“她在南京，并未坐牢，住在离中山陵不远的什么地方，国民党派人和她一块住，监视她。监视她的人睡在她的房门外面。后来那个人又和她住在一个房里，和她发生了关系。好像和她有某种关系的，始终是这个人；又像这个人不够能放她逃走的地位。那么也许和她有关系的不止一人。据说，中统方面流行一种术语，‘谒陵’（玲）和‘谒蒋’（她姓蒋），中统头子们高起兴来就笑谈：‘今天是谒陵或是谒蒋呢？’看起来，她是他们一个娱乐对象，奇怪的是，丁和我谈起这些时，竟津津有味，面有得色。”
往事扑朔迷离，像雨像雾又像风，狂风暴雨后依旧可见令后人仰慕膜拜的艳丽。
丁玲从南京辗转获释后，在上海迎接她的正是胡风。
在此前，丁玲已经有计划的将两个孩子都送回湖南老家，将身边的钱财全部留下，从友人处借到车费，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冯达，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据说冯达后来到戴笠手下做事，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沦陷”，冯达到达台湾，供职国防部情报局。
也有说法冯达后来在重庆娶了一个广东女人为妻，生了两个女儿，解放后，曾和女儿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期。
晚年冯达在台湾从事翻译，为人沉默寡言，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个笔划，“心”是“慧”字的末尾。
1980年代中期，蒋祖慧赴美演出。在台湾定居的冯达托人捎口信给她，渴望与她相见。
1990年8月24日冯达在台北去世。
他给友人的手迹中写有：“俗语说‘人生如梦’。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实在是伟大得很。”
如果你生长在黑暗下，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会不会害怕。——一句歌词。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洪深、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丁玲得以获释。
丁玲被捕之初，社会上一度风传丁玲已殉难，鲁迅先生还写了一诗《悼丁君》：如磬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球，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脱离苦海的丁玲前往上海会见冯雪峰，血雨腥风生离死别之后，两个有情人再次见面，也算老天开眼，旧梦重温。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
不久，丁玲在地下党员、作家聂绀弩的陪同下，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的检查，秘密到达西安，滞留一段时间后，于11月由东北军参谋刘向山带队，一个骑兵连负责护送，骑马前往红色革命根据地保安（即今天的志丹县），随身携带着宋庆龄通过冯雪峰转送来的350块大洋，这在精神上给了丁玲莫大的鼓舞。
在丁玲看来，抗战年代，延安是个“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的地方。
有些女人，虽没有倾城的容颜，没有魔鬼的身材，也从不惹是生非，但到任何地方都是男人目光的焦点，身边男人前仆后继络绎不绝，相书中称这类女人命带桃花。
女人再跑，前面遇到的也还是男人，只是不同的女人不同的命罢了。
最可怕的女人：有点才，有点貌，有点不安分。这样，她就会在学者群中充当美女，在美女群中充当学者，经营着边际生涯，全方位掠夺人世间的有限资源。
丁玲，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而且，是一朵胜过雨打梨花的文艺桃花，自然桃花朵朵开，不论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还是在贫瘠荒凉的陕北高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