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一、丁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常德临澧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丁玲简历：
　　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师，次年入长沙周南女中学习。
　　1922年初赴上海在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学习。
　　1923年入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夏赴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在《小说月报》发表处女作《梦珂》，代表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蜚声上海文坛。
　　1928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
　　1929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成为上海著名的女作家。
　　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和幽禁三年。
　　1936年逃离南京到达延安。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作品。
　　1948年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因此获斯大林文学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曾任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55年到1976年一直被迫害、关押。
　　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温馨提示：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可以跳过这段履历不看，人的一生浓缩为短短这几行字的时候，真的就可以一目十行的略过了）
　　
　　丁玲一生著作丰富，出版有《丁玲文集》五卷。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盖棺定论，一个人一辈子成功不成功就看追悼会了，丁玲去世后，给她送花圈的名单：胡耀邦、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王震、薄一波、荣毅仁、叶圣陶、巴金……。
　　
　　党给她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
　　丁玲逝世后，其家属强烈要求在她的遗体上覆盖中共党旗，但被以“级别不够”为理由拒绝。
　　北大荒人自发把缀有“丁玲不死”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
　　
　　一份近乎完美的人生答卷。
　　
　　模糊记得中学时语文课本中有一篇丁玲的小说选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后来看到一个笑话：一日语文考试,某同学问后座的同学：丁玲的代表作是什么啊？同学低声说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某同学赶忙写下了答案。等老师批卷的时候，看到某同学的答案不禁哑然失笑，只见卷子上写着：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微博中有人说：太阳照在三个和尚。你懂的。后面故事才有意思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太阳啊，你懂的。
　　
　　你懂吗？
中国七大盛产美女的地区是：陕西米脂县、湖南桃江县、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市、江苏南京市、山东青岛市及辽宁大连市。
　　
　　从某种角度讲，女人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人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有人来这样评价几个地方的女人：湖南女人要情；湖北女人要命；四川女人要钱；东北女人要权。
　　故有湘女多情之说，辣妹子辣啊不怕辣。
　　
　　追溯湘女多情一说的出处应该是源于峨皇、女英的悲情故事，传说在惊闻丧夫万般悲痛中，这两位女子作出了一个深情而刚烈的举动，自溺于浩瀚洞庭之中。就在她们纵身一跃的刹那，涕泪挥竹，于是，八百里洞庭就以这丛丛斑竹铭记了一段佳话，化为湘女的多情和美丽。
　　到湖南旅游的人大都听说过这样的顺口溜：“到张家界看山、洞庭湖看水、桃花江看美人”，指的就是湖南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
　　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写：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黎锦辉先生《桃花江是美人窝》中唱到：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丁玲，正是这千千万万多情湘女中一朵不世出的奇葩
　　
　　有作家评价：“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奖项，对于50年代的中国而言，影响力远非今天的诺贝尔奖可以比拟。
　　 孙犁曾说过：丁玲的名望、影响、吸引力，在文学青年中几乎可使万人空巷，不只是因为她的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
　　
　　在不如烟的往事堆里拨动历史尘埃的碎片，我觉得，丁玲更像是一盘生猛海鲜，洒满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咸俱全。
　　生活就像超级女生，走到最后的才是纯爷们。
　　
　　丁玲之后，有了“湘女多情情不专”的说法。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岁月的血雨腥风，掩不住一枝红杏的风流情怀。
　　纵观丁玲的一生，就是一个不靠谱文艺女青年瞎折腾的曲折过程，生命不息，折腾不已，折腾的令现如今的文艺女青年，甚至女艺人之流望尘莫及，不得不说，姜，还是上个世纪的辣。
　　
　　丁玲出生于湖南福安县（今临澧县）一个书香世家，家里非常有钱，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系的官职更高，家族庞大，光是她一家就有200多间房子，属于标准的富二代。传说湖南福安蒋家原是李自成的后代，因为曾经企图推翻明朝取而代之，事败后，隐居福安改姓蒋。这段历史如何，可不去追究。但丁玲的反叛性格，倒的确有点像闯王李自成。
　　丁玲四岁丧父，随母亲在任教的学校里长大。丁母佘曼贞是个小脚太太，也是一个牛叉的女人。在常德女子师范速成学校读书时，和同班同学向警予结拜姐妹，成为心腹之交。1912年，两人一起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母曾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丁玲把向警予叫“九姨”。
　　
　　1922年，丁玲为解除家中早已包办与表兄的婚姻关系，和女友王剑虹逃婚来到上海，入读的是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
　　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入读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1923年夏天，己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特地到上海大学看望在该校中国文学系旁听的丁玲，勉励她不要辜负母亲的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漫长的校园生活，情窦初开的丁玲对南开大学的一位表兄暗许情愫，展开热烈追求，无奈那位表兄生性木讷，循规蹈矩，面对她连绵如潮水般的爱意竟然逃之夭夭。
　　有传闻期间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但令丁玲着迷的是瞿秋白。
　　
　　直到瞿秋白告诉丁玲他要和王剑虹结婚了，天真的丁玲才知道自己的亲密女伴和自己的仰慕对象一直在谈恋爱，一语惊醒痴情人，年少的丁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一个人凄凄惨惨戚戚的回到家乡疗伤止痛。
　　
　　七个月后，瞿秋白的肺结核病传染给了王剑虹，这个新任太太很快去世，她在死前半个月给丁玲写信暗示求救，但自认遭到抛弃的丁玲沉浸在自怜自怨中，毫不理会。
　　
　　王剑虹写信时，瞿秋白已另有新欢，四个月后他就挖了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的墙脚，与美女杨之华喜结良缘。
　　这段往事一定要说说————————
　　当时沈剑龙与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瞿独伊。 杨之华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师生恋这款春药把瞿秋白拨弄的趁着暑假直接杀到杨之华老家萧山，竟与时任杨之华老公的沈剑龙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面对复杂纠结的感情问题，三人直面人生，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
　　
　　现如今，几千万生意的谈判也不过如此。
　　最终，功夫不负负心人。
　　艰苦卓绝的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一天同时刊登三条启事：
　　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
　　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
　　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
　　婚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瞿独伊后来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历史妙不可言，感情不过如此。到最后，谁也不能悲伤地坐在谁身旁。
　　王剑虹病逝后，瞿秋白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但他没有参加妻子王剑虹的葬礼，只剩下丁玲扶棺大恸，从此终身痛恨瞿秋白。
　　瞿秋白评价丁玲；“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一语成谶，这句话，概括了丁玲的过去，也预示了丁玲的未来。
　　
　　也有说法，丁玲和王剑虹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点可疑的百合嫌疑。
　　每个人心中都一座断背山，进步女性或许更可能生冷不忌男女通吃。
　　中共四大第二号领袖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的回忆录写道：
　　“丁和王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当时还谈不到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不过爱好吧了。她俩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变态同性爱者，都具有极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她们高兴怎样就怎样，丝毫不顾客观的环境。她俩往后都一同狂热地恋爱着瞿秋白。他們在恋爱的过程中，无论游览或娱乐总是三人联在一起。从外表看来，她们二人都说不上漂亮。丁虽然身材肥而不够高，但她却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和两个酒窝；王则身材矮小，瘦弱，头发稀疏，看得見头皮，像一個发育不全的女子。从她們的个性上说，丁的风度潇洒，浪漫豪放不羁；王則孤僻，傲慢，但她具有某些旧文学的修养，能作旧诗词等。也许正由于王的这种孤僻傲慢的性格和懂得旧文学的原故吧，才吸引了病态革命家瞿秋白的怜爱。每一个接近和关心瞿秋白的朋友和同志，都以为他所选择的是丁冰之。当他宣布王剑虹为他所恋爱的对象時，大家都出乎意外。丁从此情感失常，时哭时笑，狂放不羁。”
　　
　　丁玲名字的由来：
　　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进步青年自认具有反封建意识，开始废姓，只用名字称呼，“冰之”称呼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她采用笔画最简单的“丁“字为姓，叫“丁冰之”。后来她想当演员，要改琅琅上口的艺名，便和几个朋友闭目在字典上各找一字。她摸到“玲”字，从此“丁玲”成为她的新姓名。她的处女作《梦珂》，第一次用此名。
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闺蜜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课余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抹，学业毫无着落，生活百无聊赖，正是人生的低谷，偶然结识了《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编辑、青年作家胡也频，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丁玲和沈从文是湖南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很快熟络起来，经常用家乡话热烈的交谈，把对丁玲倾心的胡也频凉在一边。
　　
　　当胡也频得知丁玲正为弟弟的夭折而无法释怀时，就用纸盒装满黄色玫瑰，附上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不幸的是，胡也频骚扰未遂。
　　
　　当时窘迫的丁玲无视这个小自己一岁的男人，她在人生的路途中迷路了，不知要去哪里，走投无路的她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光明道路。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崭露头角的沈从文在用化名捣鬼，就没有复信。
　　适逢王剑虹的父亲邀请丁玲一同回湖南老家，丁玲眼看北京的生活毫无希望，就不甘不愿的离开了北京，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蓬头垢面失魂落魄地的出现在丁玲面前，精诚所至，丁玲却不为所动。
　　两人一起回到北京的时候，相关绯闻却已经在朋友圈里满天飞了，叛逆的丁玲非常愤怒，赌气说：“好吧，老娘就同居就你们看！”。
　　于是两人于1925年秋在香山同居了。
　　人，真正难以战胜的是自己。
　　尤其是心高气傲的女人。
　　
　　白羊座疯狂起来不是人。双子座思考起来不是人。金牛座沉迷起来不是人。巨蟹座发怒起来不是人。狮子座行动起来不是人。处女座怀疑起来不是人。天秤座恋爱起来不是人。天蝎座追问起来不是人。射手座理性起来不是人。摩羯座管理起来不是人。水瓶座学习起来不是人。双鱼座幻想起来不是人。
　　丁玲，正是恋爱起来不是人的天秤座。
　　
　　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丁玲也开始写作。
　　当时两个性情中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生活过得很艰难，经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
　　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但却因一份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而充满了温暖。
　　
　　关于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评说是：“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当时正当年轻的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都想赴日留学，为了学习日语，找了个日语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
　　
　　有个理论，女人其实比男人更好色，虽然哥的长相出乎你的想象。
　　但人不可貌相，在随后的交往中，他们谈文学，谈时事，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很快走进了丁玲的内心深处，其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足够迷倒当时幼小单纯充满向往的丁玲。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稳重。
　　当时丁玲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人亲口说一声“我爱你”。
　　
　　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空谷兰》后，萌生了做电影明星的梦想，便给大导演洪深写信，在洪深的帮助下，她去上海，参观了电影拍摄的过程，演技形象虽然得到洪深的认可，但是终因性格与电影圈潜规则的现实格格不入，放弃了这个打算，明星梦就此夭折。于是她回到北京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1927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
　　“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
　　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
　　
　　后来，她在阅读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时，写过这样的一段评语：“我去演电影不是为生活，是为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梦珂》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创作原型，是丁玲的闺蜜王剑虹。
　　梦珂这个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经对王剑虹的昵称爱语，法文意为“我的心”。
　　沈从文早在三三年写的《记丁玲》里有提及，且有过切实的记述。据说此书解放后一直被销毁，禁止出版，以致很少被人看到。现在网上可以找到，只是不知道版本对否。
　　
　　生活还在继续。
　　冯雪峰离开北京到上海，丁玲不顾一切追到上海，紧跟着胡也频也追到了上海。
　　旧中国尘土飞扬的坎坷大道上，一路都是马不停蹄追赶爱情的脚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欢场。
　　于是，奇葩绽放出了惊艳的花。
　　面对两个男人，性格开朗的丁玲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一个成熟有味，一个幼稚可爱，鱼和熊掌兼得，我都要！
　　这个女人不寻常。
　　于是三人直奔杭州，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
　　
　　从白娘子开始，西湖边上就是妖精出没的诡异之地，也是产生千古爱情的多情之地。很多人在这里相恋，很多人在这里分手。
　　冯雪峰在西湖边的的葛岭租了一套两居室，冯雪峰住一间，胡也频住一间，白天丁玲一时和冯雪峰拥抱吟诗，一会又和胡也频相偎写作，晚上则轮流在两个房间过夜。
　　不疯魔不成活。
　　
　　这种女权至上的生活对于用情很真的胡也频来讲，岂止是折磨。即使自己深爱的女人再三重申与别的男人只是柏拉图，他也无法忍受。
　　爱情都是自私的。
　　胡也频一气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从文倾诉，沈从文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爱。
　　胡也频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了丁玲飘摇的心。最终，冯雪峰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三人行，必有人不行。
　　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然后收拾一地的破碎心情，静下心来和胡也频过日子。
　　这段惊世骇俗的三人行爱情告一段落。
　　
　　丁玲曾写给雪峰两封信，但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只将痛苦埋在心中: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的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我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是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指冯雪峰)。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瑕的天真……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你，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此后冯雪峰成为丁玲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结，她永远记得他，终身对他怀有特殊的感情。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
　　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开始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年轻气盛的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
　　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
　　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不久胡也频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林育南，柔石，殷夫，冯铿等人。
　　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后人称为左联五烈士。
　　胡也频时年28岁。
凄厉的枪声震惊了中国，也无情的击碎了丁玲美好的家庭梦。
胡也频遇害后，生命力恣肆汪洋的丁玲对冯雪峰雪藏的感情终于爆发，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
　　“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么，我不扯谎，我应该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是叫着“xx”的男人。……”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
　　“我只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释，希望你把我当作一个男人，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就是说爱你），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过去的一切不讲它，我们象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们不方便。”
　　
　　从后面的信中可以看出，冯雪峰明显拒绝了丁玲的爱，并且采取了回避不见的态度，这使得丁玲非常痛苦，只好说明自己对冯的感情已经升华为纯洁的同志式的、高尚的革命情谊，来挽回自己和他相见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
　　以互相温暖为追求，以互不伤害为底线。
　　
　　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
　　
　　在尼姆韦尔斯的《西行访问记》中，丁玲在1937年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坦率的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这次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
　　
　　延安时期有人问她最怀念什么人，她说最纪念胡也频，最怀念冯雪峰。
　　纪念死者，怀念生者，也算是这个敢爱敢恨女人的情真意切。
一则轶闻：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至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几度濒临死亡的边缘。在狱中，他告诉难友、画家赖少其，他梦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支撑他，帮他度过难关。赖少其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这双眼睛。1949年，赖少其见到丁玲时，马上醒悟到，这不就是冯雪峰说的那双眼睛么？
　　
　　丁玲晚年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字里行间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七十年代末，当丁玲获悉冯雪峰含冤死去时，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深挚地撰文《悼雪峰》，寄托对这位曾走进自己情感生活并如同自己一样历经风霜雨雪的伟大革命同志的怀念和哀思。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1985年，丁玲不顾年迈多病，从北京远赴浙江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丁玲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冯雪峰：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1903年6月2日诞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名福春，后改为雪峰。
　　1976年因肺炎引起并发症，於1月31日上午11时，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
胡也频遇害后，丁玲孤身一人生活在寂寞和恐惧中，生活之舟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1932年3月，在严酷白色恐怖的上海，丁玲加人中国共产党，大有要继承爱人遗志之决心。
　　当时丁玲已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表现新思潮新女性的作品，那些将几千年封建礼教磨擦起火的文字，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写出中国女性爱欲心理的作家，在社会上名声大震广受关注。
　　丁玲内心感激叶圣陶的慧眼赏识，终生都视叶圣陶为老师，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任何场合，凡有叶老在，丁玲绝对是末座相陪。
　　
　　迫于现实，丁玲让沈从文陪同，把她和胡也频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多年之后丁玲对这件事说，她当时实在找不到别人，否则决不愿意让沈从文这样软弱动摇不进步的人护送自己和孩子。
　　
　　三天后丁玲回到上海，随即和一位“长相类似银行家的人”短暂同居，一朵渴望怒放的鲜花是离不开云雨灌溉的，好人有好报，我要男人抱，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有人认为是这个人是日后的文化部长周扬，这似乎不太合理。因为文革中周扬把丁玲整得很惨，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曾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说明她对在文革中也同样受尽苦难的周扬是有一定感情的。谁知周扬称丁玲是“变节”分子！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其中原由，谁又说得清楚呢？
　　
　　丁玲在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男人，那就是胡风。
　　1933年胡风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而回到上海，出任左联宣传部长，他与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一见如故关系密切，胡风是丁玲一生中最信任的人。丁玲去延安后曾将自己最重要的文稿信件秘密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保管，其中有毛泽东1936年12月送给她的诗词手稿。后来胡风被打为反党份子，经历多次抄家，几乎九死一生，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书籍和文稿，唯独神奇地将丁玲所交托的这一纸袋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直到1982年才亲手送归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
　　由此可见丁玲与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乱世中谁可相依？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又会托付给什么样的人来保管？谁又会对谁用45年来兑现一个承诺？
　　
　　根据坊间资料，在此期间，丁玲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跟楼适夷、钱君陶等相继有过露水姻缘，不过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边角碎料，不值一提。
　　解放后丁玲给青年作家讲话中彪悍的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人生就像一场戏，什么角色演什么戏！
　　
　　1931年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随身带着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
　　冯达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讲究着装，看上去风度翩翩，几天的采访下来，冯达为丁玲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所感动，开始默默的出现在丁玲身边，有时陪丁玲出去散步，去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空窗期。
　　最后，冯达润物细无声的关怀令丁玲无法拒绝，1931年11月，他们开始同居，并一起度过了长达3年的平静生活。
　　因为丁玲是共产党员的缘故，冯达也失去了给史沬特莱当翻译的工作。
　　
　　貌似丁玲喜欢和比自己小的男人生活。想想现在流行的姐弟恋，其实都是革命前辈们几十年前玩剩下的。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
　　“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并设法通知和组织有联络关系的同志。”
　　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就这样，丁玲、冯达、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一同押往南京软禁。丁玲开始了终其一生苦难说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
　　一同被捕入狱的潘梓年在相关的文字资料中被如下记载：1933年5月，潘梓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丁玲寓所被捕，入狱达4年之久。
　　
　　在监狱中，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最后的一年半，国民党中统每月津贴她一百元让她自己租房住，曾一次送她二百元做大衣，并把丁玲的母亲从湖南接到南京来住了一段时间。
　　
　　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在狱中，丁玲据称是受冯达怂恿，写下一张大意为“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如能出去，不参加社会活动，回家读书、养母”之类的纸条，日后成为变节的把柄。
　　若干年后沈醉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披露。
　　1936年丁玲到延安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就对她在南京的经历提出疑问，认为她有自首情节，所幸有毛泽东的关照。
　　这三年的软禁生活成为日后丁玲一生中无法痊愈的伤疤，稍有风吹草动，就鲜血直流。
　　
　　在软禁期间，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的导演。
　　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监狱生活或许枯燥，但，忙里可偷情，苦中能做爱，爱谁谁。
　　法国评论家居依.勒克莱克说：如果中国来一场妇女解放运动，那么丁玲是开拓者！
　　
　　姚蓬子，四人帮姚文元之父。因为工作的原因，与丁玲早就认识并熟知，丁玲在被软禁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是就由国民党秘密派姚蓬子监视同居的。
　　当丁玲看见姚蓬子时，激动不已的高呼“蓬子！蓬子！你怎么在这里！”
　　姚蓬子的文章中曾描述过此前与丁玲的关系：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抽着烟，不久这小小房间里便被白雾所塞住了。在这烟雾中丁玲似乎感到窒闷，站起身来去打开窗户了。”
　　
　　1934年10月租房居住后丁玲的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上街、还可以邮寄信件，但丁玲却始终没有离开南京，到底是留恋什么呢？
　　开到荼靡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
　　
　　数年后在文革中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发表文章大骂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而丁玲最后默默无语。
　　
　　就是因为丁玲的这次秘密被捕，冯雪峰把他和丁玲的信件整理发表，题为《不算情书》。
　　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后来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时，沈从文携着新婚妻子张兆和，几经辗转，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前去探望丁玲。
　　有趣的是，在丁玲失踪之初，沈从文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判断丁玲是被国民党抓了。理由第一条就是：她又没钱，又不漂亮，不会是受到普通的绑票。
　　
　　1984年，中组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称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对于这件纠缠几十年的冤假错案，通知中详细的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其中有这样的话语：
　　“丁玲同志在南京被禁三年并未坐牢，也未审判，最后一年半，丁玲同志形式上是国民党每月出钱一百元而自己租房居住（但仍于〔与〕特务机关工作的姚蓬子同住）。”
　　“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后，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前，仍与其叛徒的爱人冯达同居。”
　　“一九三四年十月，与姚蓬子同住形式离开国民党软禁的机关，一九三六年五月赴北平（二星期），第一次赴沪（会冯雪峰月半月又受冯命回宁），第二次赴沪（最后离开南京）。”
　　“一九三四年四月姚蓬子告诉她：‘冯达供出了丁玲的房子’以后，据丁玲同志自己声明，即与冯达脱离两性关系。”
　　“一九三六年九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去西安，转赴陕北。”
　　
　　作家聂绀弩在文革中写道：
　　“她在南京，并未坐牢，住在离中山陵不远的什么地方，国民党派人和她一块住，监视她。监视她的人睡在她的房门外面。后来那个人又和她住在一个房里，和她发生了关系。好像和她有某种关系的，始终是这个人；又像这个人不够能放她逃走的地位。那么也许和她有关系的不止一人。据说，中统方面流行一种术语，‘谒陵’（玲）和‘谒蒋’（她姓蒋），中统头子们高起兴来就笑谈：‘今天是谒陵或是谒蒋呢？’看起来，她是他们一个娱乐对象，奇怪的是，丁和我谈起这些时，竟津津有味，面有得色。”
　　
　　往事扑朔迷离，像雨像雾又像风，狂风暴雨后依旧可见令后人仰慕膜拜的艳丽。
　　丁玲从南京辗转获释后，在上海迎接她的正是胡风。
　　
　　在此前，丁玲已经有计划的将两个孩子都送回湖南老家，将身边的钱财全部留下，从友人处借到车费，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冯达，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据说冯达后来到戴笠手下做事，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沦陷”，冯达到达台湾，供职国防部情报局。
　　也有说法冯达后来在重庆娶了一个广东女人为妻，生了两个女儿，解放后，曾和女儿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期。
　　晚年冯达在台湾从事翻译，为人沉默寡言，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个笔划，“心”是“慧”字的末尾。
　　1980年代中期，蒋祖慧赴美演出。在台湾定居的冯达托人捎口信给她，渴望与她相见。
　　1990年8月24日冯达在台北去世。
　　他给友人的手迹中写有：“俗语说‘人生如梦’。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实在是伟大得很。”
　　
　　如果你生长在黑暗下，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会不会害怕。——一句歌词。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洪深、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丁玲得以获释。
　　丁玲被捕之初，社会上一度风传丁玲已殉难，鲁迅先生还写了一诗《悼丁君》：如磬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球，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脱离苦海的丁玲前往上海会见冯雪峰，血雨腥风生离死别之后，两个有情人再次见面，也算老天开眼，旧梦重温。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
　　
　　不久，丁玲在地下党员、作家聂绀弩的陪同下，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的检查，秘密到达西安，滞留一段时间后，于11月由东北军参谋刘向山带队，一个骑兵连负责护送，骑马前往红色革命根据地保安（即今天的志丹县），随身携带着宋庆龄通过冯雪峰转送来的350块大洋，这在精神上给了丁玲莫大的鼓舞。
　　在丁玲看来，抗战年代，延安是个“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的地方。
　　
　　有些女人，虽没有倾城的容颜，没有魔鬼的身材，也从不惹是生非，但到任何地方都是男人目光的焦点，身边男人前仆后继络绎不绝，相书中称这类女人命带桃花。
　　女人再跑，前面遇到的也还是男人，只是不同的女人不同的命罢了。
　　
　　最可怕的女人：有点才，有点貌，有点不安分。这样，她就会在学者群中充当美女，在美女群中充当学者，经营着边际生涯，全方位掠夺人世间的有限资源。
　　丁玲，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而且，是一朵胜过雨打梨花的文艺桃花，自然桃花朵朵开，不论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还是在贫瘠荒凉的陕北高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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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陕西渭河北岸的三源县云阳镇，彭德怀在这里主持红军整训。一知名的女作家久慕彭大将军的英名，从上海来到陕北，赶往地处前线的云阳镇去见彭德怀。并借此体验红军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女作家对他充满了好感和神秘感，而彭德怀对之也亲切有加。不久，周恩来也来到云阳，听说这事后和彭德怀开玩笑，询问他们俩何时可以办事。彭德怀苦笑着回答：“没有的事。”
　　后来当这个著名女作家倒霉的时候，一个被人攻讦的口实便是这件事。
　　这个女作家就是丁玲。
　　
　　彭德怀速写：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下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
　　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当他述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前敌副总指挥的工作。
　　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的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且不大适宜，不过在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所摧裂的小口布满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还有一张颇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顽强，这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神情。
　　每一遇到一些青年的干部或是什么下级同志的时候，看得出那些昂昂的心都在他的那种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温柔起来了。他有时也同这些人开着玩笑，说着一些粗鲁无伤的笑话，但更多的时候是耐烦地向他们解释许多政治上工作上的问题，恳切地显着对一个同志的勉励。这些听着的人便望着他，心在那些话里沉静了起来，然而同时又更奋起了。
　　但一当他不说话沉思着什么的时候，周围便安静了，谁也惟恐惊扰了他。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因为他对工作是严格的，虽说在生活上是马马虎虎；不过这些受了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
　　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们，听老百姓讲家里事，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呱呱叫，你老乡好得很……”
　　那些嘴上长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哪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来拒绝了。
　　后来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纯洁的脑子中。
　　
　　这篇《彭德怀速写》丁玲写于1936年12月，1937年2月3日发表在《新中华报》，文章旁还配有丁玲手绘的一幅彭德怀肖像画。这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丁玲散文中的精品，说它用朴素、大胆而准确的白描语言，勾勒出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剪影速写。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丁玲到陕北没有几天。　
　　丁玲骨子中的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战火中的陕北发扬光大。
　　
　　这篇文章发表前后，保安传出丁玲与彭德怀将要结婚的消息。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同一个著名的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能有缘千里来相会而在战场上结为伉俪，那的确是红军浪漫曲中一段动人的乐章。
　　1937年初，党中央迁驻延安。 不少人都听到丁玲和彭德怀结婚的消息，如徐梦秋等人还忙着张罗他们的婚礼。
　　丁玲当时被问及与彭德怀结婚的事，丁玲这样回答说：“我曾经打回来一个电报，你大概已经先看见了。电报是给毛泽东的，中间说我个人对彭德怀极钦佩，因为他确在处处都显出是一个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于是外间就流传我同彭德怀结婚的消息。其实我钦佩彭德怀不一定就是同他结婚，正好似我也非常钦佩毛泽东，不能就说我同毛泽东要结婚了。但是，我也不必否认我同彭德怀不是没有结婚的可能的。”
　　
　　几十年后，丁玲的最后一任丈夫陈明在94岁的高龄口述往事：我与丁玲五十年。
　　其中讲道：“在延安时，有同志好心，有意将丁玲和彭德怀往一起掺和。丁玲后来对我说：如果我和彭德怀结合，只能做一个官太太。但我只想当作家，所以这事是搞不成的。”
　　
　　毛泽东曾诗题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以诗歌形式称赞其爱将的一首诗。
　　彭德怀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在生活是一个颇有女人缘的性情男人。
　　这边艺术奇葩刚刚了断，那边国际友人靠了上来。
　　
　　史沫特莱 （1890－1950）女，全名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抗战初、中期，她目睹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1950年5月，她于伦敦病逝。临终前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
　　1951年5月6日，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坚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朱德亲笔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1938年初史沫特莱去采访彭德怀，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史沫特莱坦率直白的向比自己小6岁的彭德怀表达爱慕之情。
　　彭德怀婉拒了：“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
　　史沫特莱赶紧用醋溜的中国话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
　　彭坦率的回答：“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
　　据说当时有不少人看见，在日军发动进攻，文化人被安排撤回延安之前，史沫特莱经常独自坐在村边的石头上，望着村内的袅袅炊烟而低低饮泣……
　　
　　这些经历，后来彭德怀与浦安修结婚时，彭德怀毫无隐私如实交代。
　　1938年双十节，40岁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延安娶了北师大著名的浦氏三姐妹（浦洁修、浦熙修、浦安修)中的小妹、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的20岁的嘉定姑娘浦安修。
花开数朵，再表第二枝。
　　
　　丁玲1936年冬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第一个从大城市来的文人，也是日后最典型的延安文人，这是红军苏区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一改以往邋遢的生活习惯，专门刮了胡子去迎接她，这样隆重的仪式精心的打扮连周恩来都非常吃惊，中央外交部在艰苦的环境下尽其所能的做了大餐，在最大的一孔窑洞中宴请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都出席，丁玲被邀坐在首席。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队伍中，林伯渠同丁玲都是湖南福安人，毛泽东也是湖南老乡，而且算是丁玲的故交，至少是很熟悉的陌生人：
　　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为同窗好友；
　　丁玲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老师是号称江南第一才女的陶斯咏（陶毅），陶斯咏与向警予、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
　　陶斯咏是毛泽东的初恋情人，1919年至1920年两人在长沙共办“文化书店”，一度热恋，数次分而复合纠缠难了，终因两个人都个性太强而分手。陶斯咏一生仅此一段初恋，后致力于女性教育工作，1931年因病去世，年仅35岁。陶斯咏与毛泽东分手后，短暂的人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
　　曾经沧海难为水，纵使终身误，不能悔。
　　
　　毛泽东1923年写的《贺新郎•别友》，是已知毛泽东最早的诗词作品，而这首词，正是赠给陶斯咏的：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巳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的母亲后来回忆，当时杨开慧看到毛泽东和陶斯咏手牵手散步，郁闷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台前几年播过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讲的正是这段故事。
　　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却很小。
　　
　　盘根错节的层层关系，所以丁玲与毛泽东初次见面不会太尴尬，甚至还会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自古美女爱英雄，英雄惜美女，传闻两人一见倾心，毛泽东握住丁玲的手彻夜长谈。
　　星沉月落夜闻香，素手出锋芒。
　　相法上说，男人手软如绵囊，主富有。毛泽东的手据说是“手软如绵”。不仅主富，还主贵。
　　丁玲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瓦窑堡时即表现出来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要她封文武百官，丁玲信口开河的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做国防大臣，董必武可以做司法大臣。毛泽东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毛泽东又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丁玲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丁玲一到保安，就剪短了头发，入乡随俗，换上宽大的军装，剪头发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心理象征，她渴望在这片全新的土地上获得新生，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全身心地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
　　在保安只停留了12天的丁玲，就跟着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整天坐在陕北冬暖夏凉的窑洞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丁玲念念不忘，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军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据说，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写给个人的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给彭德怀，另一次就是给丁玲。
　　曾看过一个帖子，质疑毛泽东的诗词艺术，那首著名的“北国风光”究竟出自谁的手也难以定论。发现毛泽东的很多点睛之笔都是从别处演绎而来，就如那句赠于江青著名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出于艳情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也是出自于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
　　而毛泽东在1939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拿破仑说，一枝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毛瑟枪。”
　　
　　1937年春，丁玲陪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在一张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以横书的方式写下10行字，正是这首《临江仙》，未标题目和词牌，也没有落款，送给丁玲。
　　
　　除了这一首，毛泽东随后又将几首自己喜爱的词或自填的词抄出送给丁玲。
　　这些东西丁玲视为珍宝，恐在动乱战争年代遗失破损，于是邮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代为保管，这一保管，就是45年。
　　
　　不久，没有当过一天兵的“文小姐”丁玲，被毛泽东破格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叫那些跟随毛泽东雪山草地九死一生长征过来的红军将士目瞪口默。
　　1937年，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红军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为八路军，丁玲又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延安留守处主任。
　　
　　同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组成一个综含性的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任命丁玲为团长。
　　1937年9月22日，丁玲率领“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徒步开往山西抗日前线进行为期半年的宣传抗日活动。
　　“西战团”还没出发前，毛泽东就特意打了两次电报给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告诉她丁玲带团大概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要他们沿途负责接待。
　　这样的举动远远超出了革命同志的关心，可见丁玲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毛泽东曾耐心的对丁玲说，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几十年认识一个人。
　　
　　多年后，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听到她不无得意地对人说：“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
　　当时也在延安的美国人里夫在他后来著名的《女战士丁玲》一书中，对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闲谈，背靠在墙上，以至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抽着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像是一个家长，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就是一个她喜欢的大女儿”。
　　
　　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丁玲开始有了小女人在心爱男人面前撒娇的表现，血气方刚学不会淡定，对毛泽东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一次陪毛泽东散步中，丁玲对这个高大的男人说，她非常钦佩史末特莱热情忘我的工作作风，惭愧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这使得毛泽东十分尴尬，只好深沉地说：“要向她学习啊！”
　　又一次，丁玲负责一个文艺演出，要表明革命纪律性，下令不许任何人在节目正在演出时从台口上下，恰恰毛泽东到演出进行中才来，丁玲一女当关，坚决不让主席入内，搞得主席面子扫地。
　　对日趋强大的毛泽东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女人千千万，操蛋咱就换。
　　1937年底，大名鼎鼎风情万种的上海蓝萍来到延安，不久即投身到毛泽东的窑洞中革命了。
　　1938某日，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里摆下两桌酒席、宣布替蓝苹改名为江青，并正式同居。丁玲是唯一收到请柬没有赴宴的人，事后也无任何解释。
　　丁玲在这件事上显露出了小女人的任性狭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先浪不算浪，后浪摇倒炕。
　　
　　很快，丁玲的职务改为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正是在这个副刊主编的任上，1942年3月9日丁玲发表了著名文章《三八节有感》，感叹革命圣地延安仍是男权主义的天下，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多成为首长们家中的花瓶，为延安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现象鸣不平。几天后《解放日报》副刊上连载了作家王实味的系列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中央机关领导人生活特殊化，革命队伍内部生活待遇等级化，对延安存在的等级现象和不民主现象进行了批评。
　　
　　丁玲、王实味的文章在延安掀起了轩然大波，广受人民群众好评和认同，同时也引起了身在杨家岭的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脾气火爆的贺龙直接骂道：“这个婊子，还湖南老乡呢！”
　　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著开始延安整风运动，丁玲、王实味受到严厉批判。
　　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总结：“《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旧情难舍金口玉言，这句话使丁玲躲过一劫。王实味在整风中被打成“叛徒”、“国特”、“托派分子”，关入黑牢，受尽刑讯逼供。
　　1947年春天延安大撤退，康生押解王实味等六十多名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到黄河岸边，经得贺龙同意，全部执行枪杀，抛尸滚滚黄河浊浪。
　　王实味成为被共产党政权正式处决的第一个文人。
　　同样的人，写同样的文章，但结局是生死差别，人比人，活不成。
　　数年后，林彪在政治局会上珍重提出要党组织证明叶群与自己结婚时还是处女，叶群在延安时没有与王实味有过恋情。
　　王实味安息吧。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特意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中间一点啊，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骂娘。”
　　 当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毛泽东才放心坐下。
《三八节有感》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丁玲的革命观念，丁玲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开始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丁玲《三八节有感》
　　对于丁玲来说，她一生都是超时代的，她一生都是理想主义者，也许她自己就是铁打的。抛开政治，热情敏感的女人是经不得男人的冷落的。
　　《三八节有感》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从来只闻新人笑，有谁听过旧人哭？
　　所以说：人生是一个舞台，良家妇女请离场。
　　喧嚣一番，黯淡之后，是一地生命中无法承受之哀艳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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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1942年4月25日，在萧红逝世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天里，丁玲写下那篇名为《风雨中忆萧红》文章，在纪念文字里，丁玲却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抒写自己闷在雨天的窑洞里无处可去，时光漫长，“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的心情，笔调抑郁苦闷。
　　文中有这样的语句：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
　　人忆旧是因为现实不得意，想说不能说，想写不能写，情何以堪。
　　
　　不久丁玲离开延安，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生活，改造思想。
　　丁玲说：“女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吃一堑长一智，演砸了没关系，重打锣鼓另唱戏。
　　
　　1948年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9年党中央机关进驻北京，经党中央大力推荐，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1950年度斯大林文学奖。
　　被冠之“新中国的女战士”、“红色作家”的丁玲开始春风得意，身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等数职，成为文艺界的重要人物，被沈从文称为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人。当时的重要报纸、杂志几乎每天都有丁玲参加各种活动的消息。
　　有句话，上帝要你灭亡，先会让你疯狂。
　　好了伤疤忘了疼，官运亨通的丁玲锋芒毕露对毛泽东、江青夫妇有所不恭，时有闲言碎语。
　　
　　丁玲曾说：轻率的玩弄恋爱正如玩火一样，随时有的危险。如果说恋爱是甜美的酒浆，但随便乱喝，也会变成烈性的毒汁。
　　
　　于是，往事就要重提，丁玲在南京软禁的三年又被提了出来，新帐老账一起算。
　　1955年经毛泽东批准，丁玲作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谋遭到批判。
　　1958年被流放到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
　　在北大荒农场养，丁玲实在受不了折磨，两次给北京的毛泽东写信，恳求“亲爱的主席救救我……”。但时过境迁，此时的毛泽东对她恩断情绝，不予回复。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暗中特意照顾着丁玲，尽所能的提供种种便利，使丁玲有写作的机会。
　　1970年，丁玲又以反革命罪被秘密投入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1975年获释后再被送到山西农村改造。
　　1979年平反，丁玲获准回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江青被囚。
　　
　　1979年末的第四次文代会，丁玲重返文坛，会议期间高莽为丁玲画了一幅肖像，丁玲看后很高兴，认为画得神似。高莽请她题辞，她略一思索，提笔写了“依然故我”四个大字。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波折，这个强大的女人依旧是铁打的，起起落落几番沉浮的坎坷经历令人扼腕唏嘘。
　　
　　丁玲回北京不久，美国华裔女作家於梨华女士访问她，谈话间她向於梨华轻松的讲述她在北大荒养鸡的经历，像讲别人的故事。
　　当时许多人平反后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苦难，她却淡淡一笑：“母亲犯了错误，做儿女的吃点苦算什么？”
　　丁玲的《牛棚小品》着意描写顽强的生命、坚忍的意志和患难的夫妻情义，刻画束缚中所获得的片刻快乐，努力捕捉生活中的美好情愫。
　　丁玲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怅然。
　　诚哉斯言。
　　
　　陈明在口述我与丁玲五十年中讲：“1960年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拍了个电报通知丁玲，大意说作协开会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去。丁玲就去参加会了，还作了书面发言。会后大家照相的时候，丁玲看见了毛泽东。她没敢过去，站得远远的。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即使相隔不远，也已是人各天涯。
　　数载恩怨纠结，在无情的岁月中，在无言的注视下烟消云散，留给丁玲的是几处暗伤、半腔宿怨。
　　
　　有人曾问她：你恨主席吗？
　　她非常平静地回答说：我当然不恨。他当年爱我却得不到我，只好叫人折辱我罢了，我有什么好恨？
　　
　　1985年4月，年届80岁的丁玲重回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照片前驻足良久，仔细看着照片中那些熟悉的面孔，最终感慨万端地说：“当时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英俊的扮相、娴熟的表演赢来观众热烈的掌声，也引起了坐在观众席中丁玲的注意，她似乎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胡也频的影子。
　　
　　这个年轻的帅哥就是20岁的陈明，刚刚放弃了上海商学院的学业，满怀抗日救亡的热情奔赴延安，当时的丁玲是33岁的资深熟女一枚。
　　 陈明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丁玲的情景：“她那个时候矮胖矮胖的，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和大家一样，我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印象。”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委托中宣部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任命丁玲为西战团主任，陈明被任命为西战团的宣传股长。
　　一段恋情就此在宣传革命的氛围中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1937年9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深入部队演出鼓舞士气，进行战地采访和报道，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协助地方组织救亡团体，去友军演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前后辗转数千里，成绩卓著，声名大振。丁玲的名字也随之受到中外新闻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几千里的革命路途中，颇具组织才能和表演天赋的陈明一路努力支持丁玲的工作，而丁玲，也悉心照料陈明的生活，流水般的日子中，两人逐渐产生了超出革命同志的感情。
　　1938年夏，西站团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延安。
　　
　　老年的陈明回忆爱情的开始是这样的：“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
　　
　　1938年，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从湖南接到了延安，其中一个孩子蒋祖林很长一段时间由陈明照顾。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微妙关系，很快引来流言蜚语。
　　但年龄、地位、资历、经历、每一条似乎都是横在丁玲和陈明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丁玲整整比陈明大13岁。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如果女大十三呢，金砖会不会压死人？
　　
　　丁玲说：“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
　　面对众多的好心规劝，面对与丁玲间的重重障碍，年轻的陈明烦躁不堪，在烽火剧团担任大队长期间,他认识了团里搞音乐的清秀女团员席萍, 1940年秋，烽火剧团在陇东庆阳演出时，陈明和席萍闪电般的结了婚。
　　陈明结婚的消息让丁玲痛苦不堪，苦闷中她向挚友闺蜜罗兰倾诉了烦恼。罗兰跑去痛斥陈明。
　　陈明的回答是：“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只是觉得她的经历太丰富了，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他和新婚的妻子席萍去看望丁玲，丁玲强作笑颜祝这对新人幸福，却在两人走后潸然泪下。
　　陈明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很快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么做是无法欺骗自己内心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这种思念随着时间越发变得深重，尤其是从别人口中听到丁玲生活不好的消息时，陈明心如刀割。
　　
　　经过慎重考虑，陈明向席萍提出离婚，而这个时候，席萍正在中央医院待产。
　　这个情节在貌似性格平和的陈明身上显示的无比残酷无情。
　　幸亏那个年代没有婚姻法。
　　果真没有最牛，只有更牛，这些人确实一个比一个牛。
　　
　　当时陈明风华正茂，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但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不惜冷酷的抛妻弃子，要跟青春已不在的丁玲在一起？当时丁玲带着两个孩子，而且是同母异父的两个孩子。
　　革命的力量，人格的魅力，抑或这就是命？
　　问世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为了跟席萍离婚，陈明找的理由是：席萍依赖性太强。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为自己把这样一个牵强的理由强加给无辜者而内疚，也为自己在不当的时刻提出离婚而内疚。但是，对于在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根本抉择，却是始终无悔的。
　　
　　孩子出生后，席萍平静地接受了离婚的现实，自己带着孩子生活，选择了伟大的缄默，将隐痛深埋在心底，默默承受，以后的岁月中，从未说过一句陈明与丁玲的坏话。
　　不久，席萍调到中央医院做化验员，与同在中央医院工作的陈经镇结婚，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解放后,席萍在北京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1953年随丈夫调往广州,一直在卫生系统做领导工作,1983年离休。
　　陈明与席萍的儿子叫陈东海，父子很晚才相认。
　　
　　2006年初夏，席萍脑出血住院，陈明听说后，字斟句酌，发了一份数百字的电报给陈东海，要陈东海在席萍醒来后念给她听。
　　陈东海没这么做，他担心年老的母亲听后再受刺激。
　　那份电报里面充满虔诚的忏悔与内疚。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令人怆然。
　　
　　
　　1942年2月，在延安蓝家坪，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
　　有情人终成眷属。
　　丁玲对邻居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
　　据陈明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们的婚姻。
　　有人说：“丁玲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丈夫。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把呢子大衣往后面一甩，她丈夫就赶快伸手接住。”
　　面对铺天盖地这样的闲言碎语，丁玲毫不在乎，她在乎自己，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
　　
　　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曾肯定的说：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
　　丁玲晚年也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婚后不久，丁玲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之后一直命途坎坷，这种时候，陈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后。
　　有学者说，陈明一直扮演了丁玲守护者的角色，在丁玲命途多舛的岁月中，不离不弃，成为其坚强的后盾。
　　1948年10月丁玲在赠送给陈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1951年春天，他们从“文协”机关的大院搬进了多福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内。这是结婚近十年后第一个真正属于两人的小家庭，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小天地。
　　与丁玲风雨同舟44年的陈明，也只过了这么几年相对平稳舒心的日子，其余的几十年都是在受牵连、遭冤屈的逆境中度过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
　　 1955年，丁玲作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1958年被流放到北大荒黑龙江佳木斯农垦局所属的汤原农场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两人被关进牛棚，相互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
　　1970年春天，丁玲和陈明又被秘密关进了拘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监狱——陈明锒铛入狱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丁玲的丈夫。
　　1975年5月，丁玲获释，陈明也随之获释，紧跟着两人又先后被遣送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当农民。
　　1979年1月13日，75 岁的丁玲才被平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
　　在历经种种磨难风雨飘摇的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不离不弃，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在某次文学研讨会上，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彪显张扬，引起很多人议论。
　　随他们去吧，丁玲就是丁玲，一生都在荣辱毁举间，又岂会在乎你多看我几眼？
　　
　　1982年秋，丁玲和陈明去看望舒群，老朋友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向舒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
　　
　　早在延安时期，陈明就曾为丁玲收集整理创作素材。丁玲晚年年事已高，她的作品(包括《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大多经过陈明的修改润饰。丁玲的重要回忆录《魍魉世界》的最后一章也是陈明续写的。《丁玲文集》出版时，陈明也作过认真的校改。不过，陈明都是在丁玲作品的抄件上进行加工，保留了作品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动都得到了丁玲的认可，所以丁玲戏称陈明为家里的“改家”。她风趣地对人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
　　丁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这句话足足让陈明搁在心里20年，记忆丝毫不曾减退。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内脏功能特别是肾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2岁。其时，陈明刚满69周岁。
　　
　　当天下午，冰心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
　　
　　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
　　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有一段话很适合丁玲：作为一个女人，我的一生如此丰富。有激情，有痛苦，有欢乐，有眼泪。作为一个女人，我也许不是规矩和忠诚的。但我忠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我对得起自己，也不想伤害别人。如果我做的不够好，请原谅。我，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女人而已。说不定，如我这样的女人，应该也可以上天堂。
　　
　　所有的是非恩怨，魑魅魍魉，在丁玲的身后纷纷扬扬落下，暗香残留……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