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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自杀与中国式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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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采访了研究自杀的青年学者吴飞。他并没有说出什么让公共知识分子血脉贲张的语录,但却提到了一个“过日子”的概念。面对社会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城乡断裂,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我想“过日子”才是理解自杀现象的关键,而不是像很多媒体那样,把自杀赋予过多的政治含义(如富士康)。将绝望的行为简化为对工作环境的一种抗议,这是对人性以及其复杂性的一种否定。
  
  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自杀问题
  
  人物周刊:你说过当前中国自杀问题是现代性善恶之争在当代中国的显形,怎样理解?
  吴飞:首先,自杀问题,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比较复杂的事。虽然西方的基督教对于自杀基本上是谴责的,认为自杀是一种罪,但它谴责的原因背后,还不是那么简单。自杀者背后总是有个让人值得同情的原因。比如说,通过自杀,可以表达某种文化中比较看重的一些价值。在中国,自杀从古代以来被作为一种反抗的方式。像有所谓忠诚义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通过自杀表达气节,还有像明清的时候,很多女性自杀是为了维护贞洁。这个就是道德的一种表现。现在的中国,自杀者往往是认为受了一定的委屈和冤枉,是对某种不正义,或者他认为的不正义的现象的反抗。
  
  人物周刊: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打工者自杀,像富士康12连跳,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吴飞:关于富士康,我不了解内情,不好妄加评论.现在发生的很多自杀事件,是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反抗,而不是因为精神问题。在自杀者看来,自杀并不是在道德上不好的事情,反而是在自己受到委屈,想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达到不了,而采取的一种激烈方式。
  
  人物周刊:《自杀与美好生活》谈到在西方自杀的主因是绝望,在中国呢?
  吴飞: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德性:信、望、爱。“望”就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是建立对尘世的现实放弃幻想的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西方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绝望。现在的精神医学也是直接受到了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中有两个因绝望而自杀的典型,就是莎士比亚《麦克白》里面的麦克白的夫人和雨果《悲惨世界》里面的沙威。这两个人本来是坏人,做了很多坏事,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坏事,将来肯定是要下地狱的。这就是典型的绝望。一直使坏人的不会自杀,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坏人,并且有强烈的良心谴责和忏悔的,才绝望而自杀.我觉得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绝望情绪,但是很多绝望不是对自己的道德没有信心了,而是出现逆境,是对具体的事情无法改变的绝望。
  
  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自杀,为什么我说它是善恶之争呢,因为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坏人,他是不会自杀的,他只有在良心发现的时候才会自杀。他有一种良心来否定自己才会自杀。所以说他比那种纯粹的坏人要好。甚至说,有的人可能只犯了小错,但是他良心比较敏感,他就连自己犯的小错,也无法原谅自己。这其实是说,他是比一般人善良的,比一般人敏感的,他会自杀,这也就为什么说这是善恶之心的。所以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的最后说,如果一个社会自杀率太高不是好事,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自杀,那可能会更糟。因为它体现出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比生命更重要。
  
  人物周刊:中国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一般忽略自杀的个人原因而归咎于所处社会环境。你怎么看这种取向?
  吴飞:在农村里面,比如说儿媳妇在婆家自杀,很可能是因为儿媳妇不对,她有很多错的地方,然后因为冲突而自杀了。但不管她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只要她是在婆家自杀的,哪怕是她再错,那么娘家一定会来找婆家算账的,往往是这样,和婆家闹一下,才能表明为女儿伸冤了。所以说当任何一个自杀事件,脱离了它本身的环境,被用来说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要背歪曲的,被赋予一些它本身没有的意义。我在书里谈到过毛泽东写赵五贞那个非常著名的事件。赵五贞因为很一般的婚姻纠纷自杀了,但因为出现在五四时期,最终舆论就变成了反抗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制度,被赋予了很多很大的意义。所以,不好说现在的一些自杀事件也没有类似的情况。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杀问题应该由谁解决?心理医生?
  吴飞:这个很难说,我是觉得精神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说这是全社会的问题,是说自杀只是它问题的表现,自杀率高低本身不是很重要,因为自杀有很多的偶然因素,自杀往往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过几年自杀率就降下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有可能变成离婚率高了,或者自杀的少了,杀小孩的多了。它不算在自杀率里面,但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一致的。
  
  人物周刊:你研究的200多个个案中,大部分人因为家庭琐事自杀。从这角度来讲,该如何理解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吴飞:从各个方面来判断,虽然人们现在还是在呼吁男女平等,但是相比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上的革命,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还是在家庭方面。建国之后,颁布的法律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婚姻法》,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的理解。但是,一个现代社会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打破传统秩序,同时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体系。中国现代化如果想要发展的话,需要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让人们安心的体系。它一定还是从中国传统脉络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体系。例如,中国的自杀问题一定不是靠精神医生来解决,而是靠中国道德伦理的重建而解决,靠一套现代的礼制。
  
  重新建立人们对秩序的信心
  
  人物周刊:你说去美国之后,很多想象破碎了。
  吴飞:我们对西方常常有很多想象的地方。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都想当然认为,美国的市民都是特别守交通规则的,而中国人却不等红灯,随便穿马路。等你到了美国之后,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很多美国人也不守交通规则,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再比如说,很多人觉得美国的男女平等要比中国做得好,但在美国,女性不工作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且他们认为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该怎样去理解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美国有很多地方非常传统、甚至守旧,但恰恰是我们平时忽视的这些东西,使美国的现代性没有导致中国这样恶劣的后果。比如,宗教仍然起一个很大的作用,传统价值观在很多人眼中仍然很重要。可以说,美国先进的东西,和淳朴的民风、传统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它才发展的比较健康。
  
  人物周刊:中国的传统其实被割裂了?这个趋势是否在加大?
  吴飞:我觉得是在加大。比如说,现在一切都投入市场,一切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但它的教会肯定不会用市场来衡量;但中国现在的寺庙都成为赚钱的工具。有人说美国成功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大选,一个是大学。美国的大学能够比较成功地不受市场的冲击,保证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教授很多传统的东西。无论文理科,都要读基本的人文经典著作,这样能保证一般公民都有一定的素质。中国的大学反而越来越像一个企业的培训学校。像法律、工商管理这些专业,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不可能有本科生的,必须经过最基本的文理训练,如果不想在研究院做研究,想培养职业技能的话,才在研究生阶段进入学院。相比而言,我们就显得非常急功近利。
  
  人物周刊: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急功近利?
  吴飞:从社会风气来说,美国也差不多。例如在大学之外,在大城市、大公司里面,人们的心态也是急功近利的。但是这个社会是比较复杂的,你有唯利是图的一部分,也必须要有一个和它制衡的部分,不能社会每个部分都是一个取向。在一个商业社会,大部分人急功近利没问题,但必须要有一个不是这样的群体存在,这样社会才能发展下去。
  
  人物周刊:请谈谈你做学问的方向?
  吴飞:首先还是要把西方学的更透彻一点,要去理解西方的法制、自由、民主背后的文明根源是什么,然后才能帮助中国更好地实现自由民主。同时,要理解中国自身的现代处境,以及这个处境和古代的关系。所以,我的研究现在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的理解,一个是对中国现代和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
  
  人物周刊:目前中国基督教发展很快。是不是说中国人也适合基督教?
  吴飞:中国现在之所以基督教发展这么快,是有很多偶然的原因。比如为什么基督教在台湾发展的非常缓慢,但是在大陆的农村却发展的这么快。有一个公认的原因,就是台湾的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势力非常强大,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中都被当成封建迷信打掉了。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力有很大关系,传统文化起不到安慰人心、让人有精神追求的作用,基督教才可能趁虚而入。
  
  人物周刊:基督教哲学一直是你研究的方向之一,最近你又开始研究中国的《仪礼》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吴飞:通过自杀的研究,我感到中国传统的礼制非常重要。比如说到魏晋,现代人的理解就是魏晋玄学,觉得人们都很反对传统的礼教,但其实你要看魏晋史书的话,就会发现那时很多人的传记中都有一条“精通三礼”。所以说,魏晋除了玄学之外,礼学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在现在的研究当中,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块,而且也没法研究,被当成繁文缛节抛弃掉了。这使得我们把魏晋当成了一个很放达,很怪诞的时代。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仅仅有孔子和老子给我们的人生智慧,还有一套很完善的制度体系,《仪礼》、《礼记》和《周礼》上都写着。刚才说到魏晋,其实它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汉代是没有成文的法典的,以春秋决狱,就是用《春秋》给人判罪;而魏晋之后是开始有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形成了成熟的法律体系,有《魏律》和《晋律》,顶峰则是在《唐律》;而之所以能在魏晋形成法律体系,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礼制的体系,制定《晋律》的那些人同时也是制定《晋礼》的那些人。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都是按照西方来的,很多都不是从中国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对中国的研究,包括中国人怎样理解美好生活,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是需要在传统中寻找的,这种传统不仅仅是比较玄的哲学,而还要有具体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礼”。
  
  人物周刊: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和西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你看来,经过了西学百年的涤荡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了?
  吴飞:传统中国文化讲,你对父亲是怎样的态度,那么大臣对皇帝就是怎样的态度。古代说家庭重要,是指的从家到国这个环节中的家,逻辑上的家很重要,从家能推出一个很好的国。但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其实就是说这个秩序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一套秩序是很难的东西。所以为什么80年代,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很自私呢,鲁迅柏杨都批评自私,多多少少都与这个有关。中国传统礼制的秩序,去掉了君臣一维的话,那就只有家庭秩序,而没有国家秩序了,那就很自私。因为只有家庭秩序的话,家庭之外都是陌生人,就可以为了家庭的利益,牺牲一切,可以不用管国家。没有了一个很自然的对国家的关心了。在现代社会,要重新建立人们对国家社会的关心,不只是法律上的关心,而且是文化上的关心,恐怕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现在的很多现实问题,都和这种伦理的混乱有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也需要我们对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作更深入的挖掘,恐怕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的。
  
  人物周刊:最后,请你向读者推荐两本书。
  吴飞: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99年出的。谈的问题很深,也很好读,不做学问的人,就是大学之外的人,也可以读。新书这边,阎步克的《服周之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读的一本书。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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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浮生取义 -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 写透了中国家庭的道德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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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用数年时间,在河北一个县做关于自杀的实地调查研究,最后写就了这部著作。
       用数年时间专心做实地调查研究,仅此一点,这本书就值得推荐。毕竟,在我的理解里,国内能如此踏实的做调查研究的学者真不多见。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吴飞又有极强的哲学头脑,这一点也不多见。
       这两个优点同时在一部书中兼备,这部书自然会是罕见的好书。因而,这部书也被国外学者称为是法国学者涂尔干《自杀论》之后关于自杀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
       其实,《自杀论》我本科时读过,完全没留下什么感性的印象,所以目前这部书在我这里还称不上是一部重要的书,但《浮生取义》这本书不同,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进一步帮助我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所以很想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并且,与《自杀论》不同的是,《浮生取义》这本书不仅易读,书中对自杀故事的描绘也相当细致而清晰,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所以读起来也不会令人觉得索然无味。
       我家也是在河北农村,现在是一个约4000人的村子,对于吴飞所描绘的自杀事件和自杀未遂事件均相当熟悉。
       不过,如果这本书只是一部关于自杀的书,那么它就只适合少数人读了,比这一点或许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自杀事件的调查,发现了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这一点最难得。
       这种核心规律,不仅是农村家庭的,也是中国所有家庭的,所以为家庭问题所困的人,都可以读读这本书。
       关于中国家庭的核心规律,有一个简单且大家都熟悉的说法——过日子,也有一个略显复杂但更容易帮助人理解的说法——家庭政治。
       先说家庭政治。吴飞认为,中国家庭的运作规律和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律都可以用“政治”这个词来描绘,而玩家庭政治时,家庭成员们凭借着两点——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攒这两个资本。
       攒这个两个资本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在家庭这个亲密关系大集合体中获得一种资格——“我说了算”。
       有权力资本的人应该轻易不会自杀,自杀的,常常是道德资本自己觉得攒够了却发现得不到“我说了算”的资格的人。
       譬如,一位女子,为家庭尽心尽力,与丈夫和其他亲人关系均可,也似乎得到了尊重。但是,当她发现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时,她自杀了。
       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攒了足够的道德资本,但却发现生活不能如她所愿。不管她的道德资本多丰厚,都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自杀,是攒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通过将自己放在似乎是绝对受害者的位置上,将对方放在似乎是加害者的位置上,死者的道德资本进一步增加,似乎可以在自己死后迫使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这有时候能奏效,有时候则只是一个幻觉,譬如这位女子的儿子,在妈妈死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打电子游戏。
       有时,这种心理游戏进行得非常巧妙,巧妙得令人无比郁闷。一位父亲,他和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他房间的梁块断了,需要维修。他做不了这事,需要儿子帮助。但是,他不给儿子讲,而是请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来他屋里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借这个老师的口告诉他儿子,要他儿子过来维修。
       这位老师这样做了,但儿子说爱修不修,没管这事,结果父亲自杀了。
       对此,吴飞借这位老师的口分析说,儿子并不是不修,其实,如果父亲主动给儿子讲,儿子会修,但父亲通过一个尊者给儿子施加压力的方式来迫使儿子来修,儿子自然不愿意。
       那么,父亲为什么不向儿子开口呢?吴飞说,如果开口,就意味着父亲在求儿子,而求,则好像需要损害父亲的道德资本,假若不用求儿子就主动来修,那么这个道德资本就没有损耗,父亲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是有面子的。
       这样的故事,我一方面很熟悉,另一方面厌恶至极。原来,我回家时还爱和邻里的长者们聊聊天,但现在,我一听他们讲话就怕,现在知道,我怕的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里这种腐朽的道德游戏的味道。
       这种家庭政治的中国俗语是“过日子”,这个词语,吴飞看得很客观,甚至还将“过日子”的哲学给美化了,但我是很讨厌这个术语。
       什么叫过日子呢?概括说来,就是,遵守农村的一套规范,在这套规范下自己过得最像样,这就是典范了。譬如,大家都结婚,所以你也要结婚,而且要结得最像样;大家都大办丧礼,你也要大办,你还要办得最隆重;大家儿子大了都盖房子,你也要这样做,而且要盖就盖得最像样……
       总之,就是追求大家都在追求的,而且要比别人追求得更像样一些。说追求还不对,追求还算一种境界,准确的说法是“做”,做大家都在做的,但做得比别人更像样一些。甚至像样这个词也值得商榷,因为像样不像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关键是邻里乡亲怎么看。
       如此一来,假如我在农村里生活,哪怕我学高八斗最有钱,但仅仅因为我36岁了还不结婚且据说还不打算要孩子,就会被视为根本不会“过日子”的反面典型,而会被人笑话。
       在作者看来,日子过得好也是一种境界,他还讲了他备受尊重的姥姥的例子来阐述这一境界。
       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家庭政治是缺乏灵魂的,甚至追求尊重这件事本身就是缺乏灵魂的。在过日子的阴影之下,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你担心我怎么看你,我焦虑你怎么看我,而至于你怎么看你,我怎么看我,这种自我认识的东西就彻底被忽视了。
       尽管对吴飞的观点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部巨著,它不仅是社会学上的著作,也是关于人性的一部著作,并且,这部巨著大家都能读懂,如果我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故事刺痛了你,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部书。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吴飞:自杀与中国式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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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采访了研究自杀的青年学者吴飞。他并没有说出什么让公共知识分子血脉贲张的语录,但却提到了一个“过日子”的概念。面对社会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城乡断裂,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我想“过日子”才是理解自杀现象的关键,而不是像很多媒体那样,把自杀赋予过多的政治含义(如富士康)。将绝望的行为简化为对工作环境的一种抗议,这是对人性以及其复杂性的一种否定。
        
        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自杀问题
        
        人物周刊:你说过当前中国自杀问题是现代性善恶之争在当代中国的显形,怎样理解?
        吴飞:首先,自杀问题,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比较复杂的事。虽然西方的基督教对于自杀基本上是谴责的,认为自杀是一种罪,但它谴责的原因背后,还不是那么简单。自杀者背后总是有个让人值得同情的原因。比如说,通过自杀,可以表达某种文化中比较看重的一些价值。在中国,自杀从古代以来被作为一种反抗的方式。像有所谓忠诚义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通过自杀表达气节,还有像明清的时候,很多女性自杀是为了维护贞洁。这个就是道德的一种表现。现在的中国,自杀者往往是认为受了一定的委屈和冤枉,是对某种不正义,或者他认为的不正义的现象的反抗。
        
        人物周刊: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打工者自杀,像富士康12连跳,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吴飞:关于富士康,我不了解内情,不好妄加评论.现在发生的很多自杀事件,是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反抗,而不是因为精神问题。在自杀者看来,自杀并不是在道德上不好的事情,反而是在自己受到委屈,想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达到不了,而采取的一种激烈方式。
        
        人物周刊:《自杀与美好生活》谈到在西方自杀的主因是绝望,在中国呢?
        吴飞: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德性:信、望、爱。“望”就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是建立对尘世的现实放弃幻想的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西方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绝望。现在的精神医学也是直接受到了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中有两个因绝望而自杀的典型,就是莎士比亚《麦克白》里面的麦克白的夫人和雨果《悲惨世界》里面的沙威。这两个人本来是坏人,做了很多坏事,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坏事,将来肯定是要下地狱的。这就是典型的绝望。一直使坏人的不会自杀,只有意识到自己是坏人,并且有强烈的良心谴责和忏悔的,才绝望而自杀.我觉得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绝望情绪,但是很多绝望不是对自己的道德没有信心了,而是出现逆境,是对具体的事情无法改变的绝望。
        
        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自杀,为什么我说它是善恶之争呢,因为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坏人,他是不会自杀的,他只有在良心发现的时候才会自杀。他有一种良心来否定自己才会自杀。所以说他比那种纯粹的坏人要好。甚至说,有的人可能只犯了小错,但是他良心比较敏感,他就连自己犯的小错,也无法原谅自己。这其实是说,他是比一般人善良的,比一般人敏感的,他会自杀,这也就为什么说这是善恶之心的。所以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的最后说,如果一个社会自杀率太高不是好事,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自杀,那可能会更糟。因为它体现出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比生命更重要。
        
        人物周刊:中国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一般忽略自杀的个人原因而归咎于所处社会环境。你怎么看这种取向?
        吴飞:在农村里面,比如说儿媳妇在婆家自杀,很可能是因为儿媳妇不对,她有很多错的地方,然后因为冲突而自杀了。但不管她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只要她是在婆家自杀的,哪怕是她再错,那么娘家一定会来找婆家算账的,往往是这样,和婆家闹一下,才能表明为女儿伸冤了。所以说当任何一个自杀事件,脱离了它本身的环境,被用来说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要背歪曲的,被赋予一些它本身没有的意义。我在书里谈到过毛泽东写赵五贞那个非常著名的事件。赵五贞因为很一般的婚姻纠纷自杀了,但因为出现在五四时期,最终舆论就变成了反抗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制度,被赋予了很多很大的意义。所以,不好说现在的一些自杀事件也没有类似的情况。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杀问题应该由谁解决?心理医生?
        吴飞:这个很难说,我是觉得精神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说这是全社会的问题,是说自杀只是它问题的表现,自杀率高低本身不是很重要,因为自杀有很多的偶然因素,自杀往往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过几年自杀率就降下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有可能变成离婚率高了,或者自杀的少了,杀小孩的多了。它不算在自杀率里面,但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一致的。
        
        人物周刊:你研究的200多个个案中,大部分人因为家庭琐事自杀。从这角度来讲,该如何理解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吴飞:从各个方面来判断,虽然人们现在还是在呼吁男女平等,但是相比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上的革命,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还是在家庭方面。建国之后,颁布的法律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婚姻法》,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的理解。但是,一个现代社会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打破传统秩序,同时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体系。中国现代化如果想要发展的话,需要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让人们安心的体系。它一定还是从中国传统脉络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体系。例如,中国的自杀问题一定不是靠精神医生来解决,而是靠中国道德伦理的重建而解决,靠一套现代的礼制。
        
        重新建立人们对秩序的信心
        
        人物周刊:你说去美国之后,很多想象破碎了。
        吴飞:我们对西方常常有很多想象的地方。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都想当然认为,美国的市民都是特别守交通规则的,而中国人却不等红灯,随便穿马路。等你到了美国之后,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很多美国人也不守交通规则,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再比如说,很多人觉得美国的男女平等要比中国做得好,但在美国,女性不工作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且他们认为这很正常。我想说的是,该怎样去理解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美国有很多地方非常传统、甚至守旧,但恰恰是我们平时忽视的这些东西,使美国的现代性没有导致中国这样恶劣的后果。比如,宗教仍然起一个很大的作用,传统价值观在很多人眼中仍然很重要。可以说,美国先进的东西,和淳朴的民风、传统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它才发展的比较健康。
        
        人物周刊:中国的传统其实被割裂了?这个趋势是否在加大?
        吴飞:我觉得是在加大。比如说,现在一切都投入市场,一切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但它的教会肯定不会用市场来衡量;但中国现在的寺庙都成为赚钱的工具。有人说美国成功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大选,一个是大学。美国的大学能够比较成功地不受市场的冲击,保证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教授很多传统的东西。无论文理科,都要读基本的人文经典著作,这样能保证一般公民都有一定的素质。中国的大学反而越来越像一个企业的培训学校。像法律、工商管理这些专业,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不可能有本科生的,必须经过最基本的文理训练,如果不想在研究院做研究,想培养职业技能的话,才在研究生阶段进入学院。相比而言,我们就显得非常急功近利。
        
        人物周刊: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急功近利?
        吴飞:从社会风气来说,美国也差不多。例如在大学之外,在大城市、大公司里面,人们的心态也是急功近利的。但是这个社会是比较复杂的,你有唯利是图的一部分,也必须要有一个和它制衡的部分,不能社会每个部分都是一个取向。在一个商业社会,大部分人急功近利没问题,但必须要有一个不是这样的群体存在,这样社会才能发展下去。
        
        人物周刊:请谈谈你做学问的方向?
        吴飞:首先还是要把西方学的更透彻一点,要去理解西方的法制、自由、民主背后的文明根源是什么,然后才能帮助中国更好地实现自由民主。同时,要理解中国自身的现代处境,以及这个处境和古代的关系。所以,我的研究现在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的理解,一个是对中国现代和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
        
        人物周刊:目前中国基督教发展很快。是不是说中国人也适合基督教?
        吴飞:中国现在之所以基督教发展这么快,是有很多偶然的原因。比如为什么基督教在台湾发展的非常缓慢,但是在大陆的农村却发展的这么快。有一个公认的原因,就是台湾的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势力非常强大,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中都被当成封建迷信打掉了。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力有很大关系,传统文化起不到安慰人心、让人有精神追求的作用,基督教才可能趁虚而入。
        
        人物周刊:基督教哲学一直是你研究的方向之一,最近你又开始研究中国的《仪礼》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吴飞:通过自杀的研究,我感到中国传统的礼制非常重要。比如说到魏晋,现代人的理解就是魏晋玄学,觉得人们都很反对传统的礼教,但其实你要看魏晋史书的话,就会发现那时很多人的传记中都有一条“精通三礼”。所以说,魏晋除了玄学之外,礼学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在现在的研究当中,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块,而且也没法研究,被当成繁文缛节抛弃掉了。这使得我们把魏晋当成了一个很放达,很怪诞的时代。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仅仅有孔子和老子给我们的人生智慧,还有一套很完善的制度体系,《仪礼》、《礼记》和《周礼》上都写着。刚才说到魏晋,其实它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汉代是没有成文的法典的,以春秋决狱,就是用《春秋》给人判罪;而魏晋之后是开始有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形成了成熟的法律体系,有《魏律》和《晋律》,顶峰则是在《唐律》;而之所以能在魏晋形成法律体系,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礼制的体系,制定《晋律》的那些人同时也是制定《晋礼》的那些人。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都是按照西方来的,很多都不是从中国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对中国的研究,包括中国人怎样理解美好生活,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是需要在传统中寻找的,这种传统不仅仅是比较玄的哲学,而还要有具体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礼”。
        
        人物周刊: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和西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你看来,经过了西学百年的涤荡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了?
        吴飞:传统中国文化讲,你对父亲是怎样的态度,那么大臣对皇帝就是怎样的态度。古代说家庭重要,是指的从家到国这个环节中的家,逻辑上的家很重要,从家能推出一个很好的国。但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其实就是说这个秩序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一套秩序是很难的东西。所以为什么80年代,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很自私呢,鲁迅柏杨都批评自私,多多少少都与这个有关。中国传统礼制的秩序,去掉了君臣一维的话,那就只有家庭秩序,而没有国家秩序了,那就很自私。因为只有家庭秩序的话,家庭之外都是陌生人,就可以为了家庭的利益,牺牲一切,可以不用管国家。没有了一个很自然的对国家的关心了。在现代社会,要重新建立人们对国家社会的关心,不只是法律上的关心,而且是文化上的关心,恐怕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现在的很多现实问题,都和这种伦理的混乱有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也需要我们对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作更深入的挖掘,恐怕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的。
        
        人物周刊:最后,请你向读者推荐两本书。
        吴飞: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99年出的。谈的问题很深,也很好读,不做学问的人,就是大学之外的人,也可以读。新书这边,阎步克的《服周之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读的一本书。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浮生取义·前言与鸣谢》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写得朴实而深刻,完完全全属于自我的思考,连感谢词里都见亲切又实事求是的人格的力量。拜读啦!
    • 看了介绍,真是部巨作。
    • 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的论述很精辟啊,赞一个。不过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人之常情,不见得是中国特色吧?只是各个社会的期望值不同。具体到中国社会,由于社会变化巨大,两代人的期望值完全不同,所以造成落差巨大。
    • 不是专业人士,别看这种书
      • 这本真是很难得的书,有学术性但非常通俗易读,见解入木三分。不仅是乡村人物各方面的描写,很多观念或多或少体现在每个中国人身上,什么叫中式思维,观他人事变为思考自己,对自尊自由人性平等尊重等等的思考和认识...
    • Various stupid things, read in reading a good book every da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aked in the fire, as if, as melting - Hugo gradually
    • 写得真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一定去读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