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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亲身经历,可以与你父亲的回忆相映照,真实地反映那恐怖疯狂的毛时代。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文革前我在读初中,年纪虽小,却也经历了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时代。毛泽东时代,人们由于恐惧,竟相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不惜出卖和牺牲同事、同学、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自己赢得安全,或更多的利益。

可悲的是,这种“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不仅在中共党内已蔚然成风,而且在整个社会上漫延,成为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社会生活,甚至家庭生活中的毒瘤。

我1962年考入某市重点中学初中,我们的初一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熊世瑜,当时三十多岁,好象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本专科文凭,由于出身不太好,虽然五十年代在解放军里当过文化教员,却没混入党,转业来地方中学教书后,在毛泽东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左运动中,学会了“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我现在分析他的目的就是“害别人、保自己”,但他更卑鄙地是不惜牺牲自己无辜的学生,他在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在初一的下学期,在班上借一次整顿班风之机,用威迫利诱哄骗的手法套取学生的互相揭发,然后用掌握的一些所谓材料,揪出班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所谓问题学生,说是搞小集团,他用在运动中学会的共产党的斗争手法来对付我们这些初一生,我们每天被留校开揭发批斗会,会上他拍桌打椅,厉声喝斥,上纲上线,他声称掌握了我们的一切反动言行,他时不时地抛出一两句我曾在某个下课时间说过的一两句普通的话(这些普通的话怎么会被他知道的?当然是同学们的揭发!),然后上纲上线成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反党的问题,点醒我要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怜我们那时不过十三、四岁,又都是各小学的好学生才考到这重点中学来的,哪见过这阵仗,吓都吓晕了,他以不老实交代就不让回家,要通知家长来领人,要开全班学生批斗会斗争你来威胁,以交代了就只作为教育帮助处理,不会告诉家长来诱骗口供,完全是用毛泽东运动中整人的那一套来对付半大孩子们,我在他的重点逼供下,由于害怕全班斗争失面子,害怕家长知道了回家挨打,不得不按他的诱供,多次反复写出书面材料,给自己罗列了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可怕的“反动”“反党”思想“罪行”,直到他满意为止。至于他是怎么拿着这些东西到上面去邀功表现的,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上面看到反党小集团竟然打到初一的学生里面来了也太不象话,也就没有追究的下文,但从那以后--十三岁起,我就知道了共产党政治的可怕,从那以后我整个人的性格都变了,由一个活泼爱动爱说爱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人,说任何一句普通的话之前我都要想一想,这句话会不会被人抓把柄,下次运动中又被人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了我的处世格言。由于黑材料掌握在别人手里,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这事后来还是被母亲知道了,她痛打了我一顿,骂我你父亲就是一些不该承认的东西也承认了,以致于害了自己,害了一家,现在你又这样,你这一辈子会怎么样啊?我害怕极了,可怜当时十三、四岁的我就整天思想包袱沉重,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初中毕业由于父亲问题被淘汰出局,再也不能升学了,而找工作又处处踫壁,这更加重了我的压抑感,每天处在阴郁的情绪之中,对社会对前途充满了绝望。不过后来倒是感谢毛泽东更疯狂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祸水引向了共产党内部高层,象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倒是有几年的时间站到了政治斗争的干岸上,宵遥地看着毛刘林们狗咬狗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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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人生足迹 / 父亲回忆录(删节版) 第三部分 中学时代 (2)反右斗争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上中学时,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57年暑假开学时,马固中学表面上十分平静,新生们还浸沉在感受新环境的喜悦之中,对毛泽东“引蛇出洞”、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一点也没有察觉。国庆节学校还组织部分老师带领学生到郑州参观黄河水利展览。从郑州回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校园里往日热闹的气氛不见了,一片冷清,老师们的脸上露出惊慌不定的神色,一大批老师已经被定为右派分子。学生们在教导处门前集合开批判大会,首先被批斗的是副校长杜之庆和教导主任邢兆奇,这两个平时十分威风的老师耷拉着脑袋站在教导处前的台上,初三年级的一个女学生(后来嫁给许石壮的哥哥许金波)跳到台上,尖着嗓子喊道“邢兆奇,我质问你:你为啥要反党哩?”
    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有人要“反党”了,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运动也已经开始了。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53年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死后,年轻的马林克夫当了短时间的临时主席,接着赫鲁晓夫上台。他上台后果断地逮捕并处决了斯大林培植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紧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进行大规模平反活动,释放了全部政治犯。30-40年代大批共产党领袖人物被斯大林秘密处死的密闻一经传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苏联共产党的威信开始动摇。同年,东欧发生了清算斯大林追随者的政治动乱。波兰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要求更多的民主和经济自由。匈牙利发生了纳吉领导的反共产党政府的“裴多菲俱乐部”事件(1),苏联出动军队和坦克才平息了东欧骚乱。

    国内,新中国已经成立七年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主观武断、脱离群众的倾向。中央政府盲目追随斯大林,模仿苏联“集体农庄”的经济模式,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和生活差距不断加大,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有意见,有怨气。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缓和党内外矛盾,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发扬民主,改善党的作风。56年共产党开始“整风”,毛鼓励诱劝群众,特别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他许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者改之,无则加勉”,他保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毛还在科技和文艺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不同意见、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人出来说话。但是,当一些仗义执言的人士真正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批评到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批评到毛泽东本人的时候,他容忍不下去了,他害怕了,他恼怒了,他以为这些提意见的人是有意向共产党夺权,匈牙利事件就要在中国重演,天下就要大乱。于是毛下了狠心,决定收拾这些胆敢“犯上”的人,号召“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自己承认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我敢说,这些土生土长的乡村中学教书先生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为的是一个月挣那30来元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就是借给他们一百个豹子胆,谅他们也不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充其量,他们只不过是对学校的领导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发了一点牢骚,提了一点意见。他们说:农民生活太苦,吃不饱,工人拿工资,吃白面大米,不平等;为什么丰收以后,农民也不能多留些粮食自己吃,一定要将余粮全都卖给国家;合作化搞得太早了,说是自愿,实际是强迫命令;有些党员不民主,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说话盛气凌人;学校不应该由文盲的党员来领导,应该将领导权交给懂教育的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些言论被引申夸大为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满,对党的领导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凭这些“不满”,他们就应该被划成 “右派分子”。

    我们刚刚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连老师的名字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时候,他们都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所认识的教一年级的老师里,除了善于投机钻营的初一4班的班主任教地理的魏老师和老态龙钟的语文老师的孙冠英外,数学老师赵轰、历史老师胡自纯、语文老师候金秋,王永祥、王文一(此两人后来调去管学生伙)、汉语老师张受田(初一3班班主任)、音乐老师王之言、美术老师段成丹及副校长杜之庆、教导主任邢兆奇、李学文等都成了右派分子。这些老师后来都遭到批判斗争,开除了公职,遣返回老家劳动改造。天真的“右派分子”们这时才发觉上了当,不该轻信“共产党要整风”的谎言,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但失去了饭碗,人格还受到极大侮辱。不久,被划为右派的教导主任李学文不勘凌辱,卧轨自杀,一位烂了半个鼻孔的汪庭喜取代了他的位置。

    马固中学教数学的蔡昕冬老师的丈夫,荥阳一高校长李明忠也被划成右派。竹川小学的校长何子祯、教导主任付金淦、教过我的老师潘子健、王槐庭、付济民都没有逃过这场厄运。
    因为农村中学的右派老师被开除回了家,一批城里大学和文化单位的右派分子被下放到我们中学当老师,他们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董省非,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的王耀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彬元。

    58年初,马固中学新调来一个美术老师,叫高复兴,二十来岁,胖胖的,一脸稚气。他刚从美术学校毕业就赶上了这场政治运动,连惊带吓,得了精神分裂症,一天到晚,怔怔地,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像个木头人。

    年轻漂亮的俄语老师李依琦,因为父亲被划成了右派,自觉无颜于大家,拒绝了很多人的求婚,后来自暴自弃同病相怜地下嫁给另一右派的儿子王中岳,在上街一个简陋的小学里度过了凄惨的一生。

    接着开始对“学校是否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学设不设政治课”进行辩论,有人主张设,有人说政治课可以和语文课合并。刚从河南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朱文英不知说了什么错话,被打成“共青团的叛徒”,在学生宿舍楼上开批判会,有人揪了她的头发,罚她跪在桌子上。

    从此,右派分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五种“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之一。对这些右派分子毛泽东采取了“一个不杀,一个不抓”的政策,却让他们长期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从精神上羞辱他们、折磨他们。他们的亲属子女也被叫做“右派家属”,像地主、富农子女一样被剥夺了升学、参军、招工的资格。

    后来公布的资料披露,57年全国共划了55万“右派”,连带受影响的家属有一亿多人(当时的人口只有五亿人)。运动后期,各单位根据中央的决定按人口比例(大体上为5%)来完成划“右派”的任务。相当一部分右派就是这样被当作“任务”突击补充进去的。

    从此,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20年的“洗心革面,夹着尾巴做人”的生活,不少人受尽凌辱,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随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被打退,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马固中学的总务主任时养正摇身一变当了党委书记,“我代表党,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党、反革命”,他摇头晃脑,专横跋扈,说一不二,不可一世。各班成立了团支部,一些附炎趋势的小人,跟着时养正摇旗呐喊,投其所好,并专门刺探消息,打小报告,陷害别人。老师学生们个个诚惶诚恐,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从此中国的政治形势“万马齐谙”,进入了一个极不正常的阶段。

    58年因“加强党的领导”又调来个姓毛的校长,是个部队转业干部,脑大肠肥,脑袋两边各长着一个很大的招风耳,十分惹眼 。这家伙上任以来从没有过问过学校的一件事,整天和稍有点姿色的女教师女学生鬼混在一起。一2班的团支书赵宝荣投怀送抱,陪着他天天到河滩上打野鸭子。对这样一个恶劣的校长,老师学生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可嘴巴上都像贴了封条,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

    反右运动后期,学生之间也开始互相贴大字报。矛头首先对准了几个衣着时髦点的女学生(如杨爱香、雷美兰、王春梅),大字报质问道:“一个农村中学生,为啥要穿灯心绒?!”接着开始人人“向党交心”,“交白心,换红心;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每人每天都要向党汇报思想,交待对党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交待的内容用32开纸写成小字报,用绳子挂起来供大家阅读。每天举行一次评比,谁写得最多谁就是“忠实于党的好儿女”。于是愚蠢、幼稚的十二、三岁的中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从报纸上寻找一些反动字眼安在自己头上,交待起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对共产党和党员有意见,对右派分子有同情心,也有“党天下”和“一党专政”的错误想法。正在学生们努力表白要“和共产党一条心”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这些小字报都被时养正作为个人反党材料装进了档案,成了他日后整人的工具。

    幸亏当时的政策是不在中小学学生中划右派,否则不知又有多少人(包括我在内)也将被打入右派冷宫。


    1 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事件 匈牙利1919年建立共和国。在苏联的影响下,拉科西政府在政治上大搞个人崇拜,实行一党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杀害了内政部部长拉伊克,受牵连者达20万人。在经济上,照搬苏联模式,结果经济比例失调,物品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53年,斯大林死后,拉科西被迫辞职,总理纳吉上台。纳吉调整匈牙利的经济政策,放慢了集体化的速度。但1955年3月拉科西翻案,谴责纳吉“右倾”,将纳吉开除出政治局,12月又将他开除出党。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匈牙利引起巨大反响,一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3月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表示要像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那样维护国家的独立,争取自由和民主。这个组织的基本目的是要让拉科西下台,让纳吉领导政府,恢复1953-1955年的政策。对此拉科西十分恼火,他指责裴多菲俱乐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准备逮捕该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苏联出面,主持匈政治局会议,拉科西被迫提出辞呈,格罗继任匈党第一书记。同年10月4日,纳吉给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员的权利并分配工作。10月6日,匈牙利政府决定为拉科西迫害的拉伊克平反并举行国葬,布达佩斯30万人参加了葬礼,纳吉和拉伊克的夫人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10月14日,决定恢复纳吉的党籍。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给匈牙利政府写信提出10点要求,要求调整经济政策,平反错案,保障言论自由,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游行群众占领了国家电台,并推倒了英雄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因为国家电台楼上的保安士兵首先开火,游行群众夺枪还击,国防部出动正规军平乱。但士兵们掉转枪口向保安部队发起进攻。
    当天,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格罗指责群众运动是反革命动乱,这更激怒了群众。群众冲击了议会、电台。匈牙利领导人23日夜决定改组政治局,由纳吉出任部长会义主席,通过了戒严令,并呼吁苏联出兵维持秩序。24日上午,纳吉以总理身份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停止战斗,但他的讲话没有能制止事态的发展。25日,匈牙利共产党在苏共的指使下解除了第一书记格罗的职务,选举卡达尔为中央第一书记。29日苏军撤离匈牙利,30日宣布废除一党制,恢复联合政府。30日,愤怒的群众攻占了市政府大楼,并摘掉政府大厦上的红星,挖掉国徽,焚烧党旗、国旗。当市委第一书记举着白旗走出市政府大楼时,被群众开枪打死。一些共产党干部和保安人员也被打死并将尸体倒悬起来。11月1 日卡达尔逃跑,3日,卡达尔宣布成立临时党中央,并呼吁苏联派兵援助。11月4日苏军开进匈牙利,平息了暴乱,逮捕了纳吉。1958年6月因纳吉执政的13天内未能及时平息叛乱被处以死刑。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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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62年考入某市重点中学初中,我们的初一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熊世瑜,当时三十多岁,好象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本专科文凭,由于出身不太好,虽然五十年代在解放军里当过文化教员,却没混入党,转业来地方中学教书后,在毛泽东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左运动中,学会了“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我现在分析他的目的就是“害别人、保自己”,但他更卑鄙地是不惜牺牲自己无辜的学生,他在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在初一的下学期,在班上借一次整顿班风之机,用威迫利诱哄骗的手法套取学生的互相揭发,然后用掌握的一些所谓材料,揪出班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所谓问题学生,说是搞小集团,他用在运动中学会的共产党的斗争手法来对付我们这些初一生,我们每天被留校开揭发批斗会,会上他拍桌打椅,厉声喝斥,上纲上线,他声称掌握了我们的一切反动言行,他时不时地抛出一两句我曾在某个下课时间说过的一两句普通的话(这些普通的话怎么会被他知道的?当然是同学们的揭发!),然后上纲上线成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反党的问题,点醒我要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怜我们那时不过十三、四岁,又都是各小学的好学生才考到这重点中学来的,哪见过这阵仗,吓都吓晕了,他以不老实交代就不让回家,要通知家长来领人,要开全班学生批斗会斗争你来威胁,以交代了就只作为教育帮助处理,不会告诉家长来诱骗口供,完全是用毛泽东运动中整人的那一套来对付半大孩子们,我在他的重点逼供下,由于害怕全班斗争失面子,害怕家长知道了回家挨打,不得不按他的诱供,多次反复写出书面材料,给自己罗列了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可怕的“反动”“反党”思想“罪行”,直到他满意为止。至于他是怎么拿着这些东西到上面去邀功表现的,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上面看到反党小集团竟然打到初一的学生里面来了也太不象话,也就没有追究的下文,但从那以后--十三岁起,我就知道了共产党政治的可怕,从那以后我整个人的性格都变了,由一个活泼爱动爱说爱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人,说任何一句普通的话之前我都要想一想,这句话会不会被人抓把柄,下次运动中又被人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了我的处世格言。由于黑材料掌握在别人手里,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这事后来还是被母亲知道了,她痛打了我一顿,骂我你父亲就是一些不该承认的东西也承认了,以致于害了自己,害了一家,现在你又这样,你这一辈子会怎么样啊?我害怕极了,可怜当时十三、四岁的我就整天思想包袱沉重,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初中毕业由于父亲问题被淘汰出局,再也不能升学了,而找工作又处处踫壁,这更加重了我的压抑感,每天处在阴郁的情绪之中,对社会对前途充满了绝望。不过后来倒是感谢毛泽东更疯狂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祸水引向了共产党内部高层,象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倒是有几年的时间站到了政治斗争的干岸上,宵遥地看着毛刘林们狗咬狗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