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今文经学是汉代经学派之一，指西汉董仲舒以后吸纳了齐学阴阳五行说的儒家经学。
战国以来，儒家经典多口传耳闻相传。西汉初，始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定，称为
“今文经”。“今文经学”家尊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素王”，重《春秋
公羊》之学。汉代今文经，<<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氏、大夏侯(胜
)、小夏侯(建)三家，<<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易>>有施氏、孟
氏(喜)、粱丘氏(贺)、京氏(房)四家，<<春秋>>有严氏(彭祖)、颜氏(安乐)二家。
“今文经学”的学术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之论，致力于发
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意。“古文经学”家则尊崇周公，重《周礼》之学，并
把六经当作信史。其在学术上的特点是多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
实的展示与清理，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
经学的两大学术价值体系，绝不是一个空框结构，而是有其思想文化、学术方法论、
包括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内涵的，它不仅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而且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学理上的论证，提出了许多重要
的范畴、命题和思想，产生了十分显著而具体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层面上
承续与发扬了西周以降的人文传统，贯穿着儒家长期积淀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
其“六经注我”式的经典阐释之学，充分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意识，对后世的学术文
化发展起到了类似“精神向导”的作用，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如清末
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激于国危世衰，积极关心社会政治，试图
借《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龚自珍、魏源即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至晚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上承龚、魏的公羊学思想，并吸
收融合西方的国家学说、民主思想和进化论，对中国传统经典加以新的诠释，如他
在《孟子微》中赋予公羊学“三世”说以新的意义：以“据乱世”为君主专制，
“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太平世”为民主共和。
与此相对，“古文经学”价值体系的影响，则是形成了所谓的“汉学”（与“宋学”
相对的概念）传统。就清代经学而言，汉学的治学特点是离弃宋明理学空谈义理，
崇尚汉“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讲究名物、训诂、音韵、考据。清代汉学分吴、
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由戴震掌纛，两派治学特点及裁断标准或有不同，
不过，在治学的基本思路上却有著一致性，他们要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重树
思想文化上的政治权威，表现出回归原典的思维倾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认
为汉代今文家讲政治，古文家不讲政治，这话不尽合乎实际，汉代经学史“纯古文
家”是不存在的，争立古文经的刘歆、贾逵都通今文经学，也都关心政治，清代汉
学家亦是如此，只是相对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较为隐蔽、常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
罢了。
可以这么说，基于“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与“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两大学术价
值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经学思维方式，的确规定了中国古代不同于西
方亦不同于现代的学术风貌、学术品格、学术特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嬗变，
无论是汉学、宋学还是清代学术之成立及走向，说到底都与对经典的态度、对经典
的理解与运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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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以来，儒家经典多口传耳闻相传。西汉初，始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定，称为
“今文经”。“今文经学”家尊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素王”，重《春秋
公羊》之学。汉代今文经，<<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氏、大夏侯(胜
)、小夏侯(建)三家，<<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易>>有施氏、孟
氏(喜)、粱丘氏(贺)、京氏(房)四家，<<春秋>>有严氏(彭祖)、颜氏(安乐)二家。
“今文经学”的学术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之论，致力于发
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意。“古文经学”家则尊崇周公，重《周礼》之学，并
把六经当作信史。其在学术上的特点是多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
实的展示与清理，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
经学的两大学术价值体系，绝不是一个空框结构，而是有其思想文化、学术方法论、
包括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内涵的，它不仅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而且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学理上的论证，提出了许多重要
的范畴、命题和思想，产生了十分显著而具体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层面上
承续与发扬了西周以降的人文传统，贯穿着儒家长期积淀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
其“六经注我”式的经典阐释之学，充分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意识，对后世的学术文
化发展起到了类似“精神向导”的作用，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如清末
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激于国危世衰，积极关心社会政治，试图
借《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龚自珍、魏源即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至晚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上承龚、魏的公羊学思想，并吸
收融合西方的国家学说、民主思想和进化论，对中国传统经典加以新的诠释，如他
在《孟子微》中赋予公羊学“三世”说以新的意义：以“据乱世”为君主专制，
“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太平世”为民主共和。
与此相对，“古文经学”价值体系的影响，则是形成了所谓的“汉学”（与“宋学”
相对的概念）传统。就清代经学而言，汉学的治学特点是离弃宋明理学空谈义理，
崇尚汉“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讲究名物、训诂、音韵、考据。清代汉学分吴、
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由戴震掌纛，两派治学特点及裁断标准或有不同，
不过，在治学的基本思路上却有著一致性，他们要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重树
思想文化上的政治权威，表现出回归原典的思维倾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认
为汉代今文家讲政治，古文家不讲政治，这话不尽合乎实际，汉代经学史“纯古文
家”是不存在的，争立古文经的刘歆、贾逵都通今文经学，也都关心政治，清代汉
学家亦是如此，只是相对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较为隐蔽、常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
罢了。
可以这么说，基于“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与“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两大学术价
值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经学思维方式，的确规定了中国古代不同于西
方亦不同于现代的学术风貌、学术品格、学术特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嬗变，
无论是汉学、宋学还是清代学术之成立及走向，说到底都与对经典的态度、对经典
的理解与运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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