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高通三重剥削 是中国CDMA发展最大障碍
《IT时代周刊》记者/ 李如山（北京报道）
编者按
“韩国CDMA”是高通最喜欢讲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韩国“救了”高通，但是高通更喜欢说的是高通“救了”韩国——韩国的CDMA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韩国企业不仅占据着国内绝大部分的CDMA系统市场，而且大踏步地进军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信系统和终端机供应国之一。高通经常把韩国这个“样板”挂在嘴头——看，我们让韩国的制造商和运营商都赚了大钱。
然而这个韩国故事其实还有着高通不愿意触及的另一面：按照高通公司的规定，全世界不管是生产CDMA系统设备还是手机的公司，都要交纳大约1亿元人民币的“入门费”，才能进入这一行业。这还不算完，大头还在后头：生产厂家还必须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并且按销售额给高通提成。
而现在高通正在努力要讲的“中国故事”，它的另一面又是什么呢？
高通公司前大中华区总裁雷鸣现身说法，炮轰高通“三重剥削”玄机，揭示高通封闭垄断造成CDMA在中国发展最大障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CDMA急需对策，而开放是打破垄断的最佳良药
表面看起来，高通似乎正在“不遗余力”地在帮助联通进行CDMA的推广，然而知情人士却说，高通正在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富有戏剧性的是，高通的前大中华区总裁雷鸣，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之一。
雷鸣细说老东家“三重剥削”
2003年12月，与高通对立的阵营GSM协会，在北京成立亚洲区董事会暨中国区代表处，人们惊奇地发现GSM协会中国区总裁正是雷鸣。
雷鸣和高通公司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看着高通长起来的”。他和高通的创始人，现在的董事长艾文·雅各布在10多年前就已经相识。那时老雅各布创办了一家公司（不是现在的高通公司），因为业务往来就和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雷鸣相识了。后来因为雷鸣在一个名叫“全球星”的公司担任重要的职务，高通公司是“全球星”的股东之一，和高通有了更多的接触。2000年，他进入高通公司并且开始主持高通中国区的工作，2001年成功地主持了CDMA技术在中国的引进，然而就在这一年，雷鸣离开了高通。之后雷鸣从中国消失直到现身GSM阵营。
一个曾经为高通和CDMA鞍前马后、竭力呼喊的骁将如今却转投对立的阵营，这不由得激起《IT时代周刊》记者对2年前雷鸣离任的真正原因的兴趣。
对于记者“您离开高通，媒体上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没有很好地完成高通交与他的历史使命’；另一种是‘在CDMA落户中国之后，扮演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牺牲的角色’。这两种说法，您认为那一种比较正确呢？”
雷鸣沉思了一下说，“我认为第二种比较接近实际，但其实总的说来，是因为我发现高通在中国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别人都是先交朋友再做生意，高通呢，是不交朋友只想挣钱。”
最后使得雷鸣终于离开高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终于被揭开谜底，那是因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时雷鸣与总部产生了分歧。雷鸣说，一些跨国的大公司，比如微软、摩托罗拉等都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是一个对于双方来讲都互利互惠的事情，而高通恰恰在这个事情上拐不过弯来。雷鸣说，本来自己已经在中关村租好了两层楼作为研发中心，但高通在美国却不派人过来，“那我租好了地方有什么用呢？”至今说起来，雷鸣还显出惋惜和不满的复杂表情。
“在知识产权转让上，高通公司至少对手机开发商存在‘三重剥削’。”在赛特大厦的办公室里，雷鸣对《IT时代周刊》道出了CDMA手机为什么居高不下，平均价格一直高于GSM手机的玄机。
首先，手机生产商若想取得CDMA手机开发授权，必须缴纳知识产权转让授权费。
其次，生产CDMA手机时，需要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与GSM芯片价格相比，这部分费用高出后者30%左右。
此外，为了升级支持芯片的软件，CDMA手机生产商每一次都要支付几十万美元的授权费。
“一方面，因为高通的知识产权转让价格一直高居不下，影响了运营商CDMA用户的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华不重视与运营商合作伙伴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阻碍了CDMA业务向前推进的速度。”雷鸣说，正是这三副枷锁的桎梏，导致了CDMA手机在现有市场规模上的颓势。所以高通实际上已经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
关于高通的知识产权转让价格是否过高的争论一直是一桩公案，GSM从来没有收过这部分费用，所以在这一点上高通一直为GSM阵营所诟病。GSM专利被6家以上的公司共同持有。
而高通则反唇相讥，认为GSM的技术转让费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隐藏在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中——后来者没有能力自己制造这部分关键零部件，就必须向掌握它们的核心专利的拥有者来购买，也就自然为知识产权转让付费了。
至于GSM专利，因为被6家以上的公司共同持有，收益需要分配；另一方面因为芯片制造厂商的介入以及这些持有专利的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合资工厂等复杂的变量，使得GSM的知识转让费用成为一个难以理清的问题。
高通（中国）
如法炮制“韩国故事”
要考虑高通是不是已经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高通的“样板工程”——韩国CDMA。
“韩国CDMA”是高通最喜欢讲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韩国“救了”高通，但是高通更喜欢说的是高通“救了”韩国——韩国的CDMA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韩国企业不仅占据着国内绝大部分的CDMA系统市场，而且大踏步地进军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信系统和终端机供应国之一。高通经常把韩国这个“样板”挂在嘴头——看，我们让韩国的制造商和运营商都赚了大钱。
然而这个韩国故事其实还有着高通不愿意触及的另一面：按照高通公司的规定，全世界不管是生产CDMA系统设备还是手机的公司，都要交纳大约1亿元人民币的 “入门费”，才能进入这一行业。这还不算完：生产厂家还必须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并且按销售额给高通提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国的很多企业对高通满腹怨气——“芯片加提成，一半的利润都给高通拿走了。”而提到高通公司对韩国通信业发展的制约，据说连韩国情报通信部副部长金泰贤都皱着眉头说：这是个令人心烦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正是因为不甘心为高通“打工”，韩国人已经认识到必须突围，不能再生活在高通的阴影之下。2001年，韩国甚至发生了7家移动电话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高通芯片的事件。而在未来3G标准的选择上，韩国的第一运营商和第二大运营商甚至都没有选择高通的CDMA2000标准，而是倒向了WCDMA。
而现在高通正在努力要讲的“中国故事”，它的另一面又是什么呢？
表面看来，高通似乎已经对中国提供了更多的优惠，比如高通公司最初为手机企业生产CDMA手机设置了高门槛的入门费，同时还要在每台手机中收取6%的技术使用费。而高通现在对纯中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CDMA手机不收入门费，只收取技术提成费。而且这个标准也降为2.5%。这甚至让韩国企业“眼红”了。
但雷鸣强调，这只是第一层“剥削”。而且要注意到只能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还有“第二、第三层剥削”，这都是需要手机生产企业一个个地去和高通谈判。而最后谈判形成的结果，都是保密的，高通在和生产企业签订许可合同时，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保密协定。这些企业即使有苦也说不出。
目前每片CDMA芯片的成本要远高于GSM的成本，在加上每售出一部手机都要交给高通的专利费用，由于担心库存带来的压力，国内手机制造商对CDMA热情不高就很好理解了。这就使得联通在CDMA网开通之初，饱受了缺乏终端支持之苦。《IT时代周刊》记者就曾在采访国内一家手机制造商的高层时听他一提到CDMA，就连连摇头，说“不看好”。
雷鸣在谈到他离开高通的原因时说，他对高通在中国的“诚信”产生怀疑，中国的企业也很难树立起对高通的信心。
“对于高通来说，垄断能给它带来效益。在没有遭受到巨大压力之前，高通是不会作任何让步的。而这种压力应该由联通来给予，让高通感觉到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王煜全一语中的。
而高通公司一位高层罗有涵认为高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高通具有完整的芯片产品线和完整的芯片战略。首先是多模多频，既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足以形成和竞争者的差异化。其二，目前手机市场竞争激烈，“速度决定生存”，而高通有全套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大大缩短了手机设计周期。可以帮助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占市场。第三，目前高通的芯片集成度最高。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垄断封闭的系统可能会让一家公司很有钱赚，但是对整个产业来讲，却会带来阻碍，甚至灾难。
两个魔鬼
好过一个天使
对付垄断者，最有效的方法恐怕就是引入有利的竞争者，正所谓“两个魔鬼好过一个天使。”
“是的，现在已经有人这么形容高通，我想我们正在做的和当年英特尔做的一样。”高通总裁艾文·雅各布毫不掩饰要做“无线通信的英特尔”，一个行业垄断的典型企业，而即使英特尔也有AMD这样的对手呢。
表面看来，高通帮助中国联通拓展CDMA市场付出了很多——2000年，为了让中国政府及早下决心建设CDMA，高通大幅降低对中国CDMA手机与网络基础设备制造商的专利许可收费，由此还引发了高通“最宠爱的选民”韩国厂商对高通的极度不满，指责高通“忘恩负义”。
中国联通在2003年第二季度发动了“绿色飓风”行动。高通在此次行动中也做出了部分努力，在“绿色飓风”行动中的CDMA IS95手机中，高通将专利费下调到了每部2%。2003年6月份，高通宣布将向一些从事开发基于CDMA技术的产品、应用和服务的中国公司投资1亿美元，以推动其发展和商业化。这部分投资占高通全球投资的20%。与此同时，高通还与中国联通在苏州进行了GSM 1X网络的实验，以希望解决中国联通的心病——G网与C网的双手互搏问题。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因为其“垄断者”的身份而失色不少。
德州仪器全球芯片组营销经理Tom Pollard说，市场正在呼唤某些替代产品。CDMA手机价格高于其它无线标准的手机价格。这是因为这种手机只有一家芯片供应商。
对电信领域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没有了竞争体制，就不知成本为何物。按照这种思想来看，高通在CDMA芯片的生产中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高度垄断整个市场，而这也正是其产品价格可以居高不下的原因。而GSM芯片则有6家提供商，正是竞争使得GSM芯片形成了对CDMA芯片的价格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诺基亚进军CDMA市场就显得非常引人瞩目，无怪乎中国联通董事长王建宙意味深长地说：“不是因为诺基亚手机便宜，或者因为它是名牌，而是因为这些手机用的是诺基亚自己的芯片。”诺基亚相关人士对《IT时代周刊》表示，今年诺基亚将有更多的CDMA手机在中国上市，“借助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以及采用自有CDMA芯片的成本优势，诺基亚将使CDMA舞台上的所有表演者更深刻地体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力。”
而另一方面，联通制约高通垄断的另外一个筹码——JAVA平台的搭建，现在也在进行之中。围绕增值应用这块数据金矿，有两条庞大的价值链：一条的主线是联通和高通的结盟(以BREW 为平台)，另一条则有移动和太阳(SUN)公司的合作贯穿(以JAVA 为平台)。
在此之前，2003年2月26日中国联通和高通联合宣布成立合资公司联通-博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推动基于BREW开发平台的CDMA无线数据应用的发展。中国联通将该业务命名为“神奇宝典”。同一家当地运营商成立合资公司，高通史无前例。
一位易观咨询的分析师分析说，高通推出的BREW平台最直接的目的还是维护其在CDMA领域的统治地位，BREW会基于高通芯片不断高速演进，这就给其他芯片厂商适应BREW演进速度造成困难，进而排挤甚至扼杀其他的CDMA芯片生产厂商，巩固高通的硬件业务。高通最愿意讲的是韩国的第二大运营商KFT使用这一平台后，在一年时间内高通给它加到了600个应用，而在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高通刚刚开发出这一平台时，极力向KTF推广。这份合同到期后，双方在商谈续订合同时，高通方面提出了10倍于第一期合同的价码。这同样是一个“离开了竞争，就不知成本为何物”的典型范例。
中国联通在接受了BREW的同时，并不愿意放弃JAVA，联通之所以不愿完全听信于一个平台，主要是觉得BREW由高通一家垄断，联通不愿受制于人。
尽管在高通的描述中，BREW显得完美无缺，但就在目前应用CDMA最广泛的韩国，出现了一个“反高通”同盟，其中一家叫Aromasoft的公司，还研发出了替代BREW的自主平台技术。
SUN中国区市场总监文矩对《IT时代周刊》说，SUN与中国联通在去年年底宣布组成“UniJa”技术联盟的目的就是：“在‘UniJa’中我们主要是想推动一个增值业务的产业链”。言外之意，一个有别于高通技术的产业链。
关于“开放性”的问题，太阳（SUN）公司的邵振强作了这样的表述，“所有的JAVA 规范，都是在开放的环境下，由所有参与的厂商共同制订。”“而BREW只是高通一家的标准。”
高通正在成为中国CDMA产业链发展的瓶颈，而且这种状况最终会损害到其自身利益，但高通现在并没有足够的远见看到这一点。王煜全说，要破除高通的垄断，还需要运营商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他说，防止垄断的最好的办法其实只有一条，就是开放。开放是打败垄断的最好方法。
决不能让垄断继续通行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IT时代周刊》记者/ 李如山（北京报道）
编者按
“韩国CDMA”是高通最喜欢讲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韩国“救了”高通，但是高通更喜欢说的是高通“救了”韩国——韩国的CDMA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韩国企业不仅占据着国内绝大部分的CDMA系统市场，而且大踏步地进军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信系统和终端机供应国之一。高通经常把韩国这个“样板”挂在嘴头——看，我们让韩国的制造商和运营商都赚了大钱。
然而这个韩国故事其实还有着高通不愿意触及的另一面：按照高通公司的规定，全世界不管是生产CDMA系统设备还是手机的公司，都要交纳大约1亿元人民币的“入门费”，才能进入这一行业。这还不算完，大头还在后头：生产厂家还必须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并且按销售额给高通提成。
而现在高通正在努力要讲的“中国故事”，它的另一面又是什么呢？
高通公司前大中华区总裁雷鸣现身说法，炮轰高通“三重剥削”玄机，揭示高通封闭垄断造成CDMA在中国发展最大障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CDMA急需对策，而开放是打破垄断的最佳良药
表面看起来，高通似乎正在“不遗余力”地在帮助联通进行CDMA的推广，然而知情人士却说，高通正在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富有戏剧性的是，高通的前大中华区总裁雷鸣，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之一。
雷鸣细说老东家“三重剥削”
2003年12月，与高通对立的阵营GSM协会，在北京成立亚洲区董事会暨中国区代表处，人们惊奇地发现GSM协会中国区总裁正是雷鸣。
雷鸣和高通公司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看着高通长起来的”。他和高通的创始人，现在的董事长艾文·雅各布在10多年前就已经相识。那时老雅各布创办了一家公司（不是现在的高通公司），因为业务往来就和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雷鸣相识了。后来因为雷鸣在一个名叫“全球星”的公司担任重要的职务，高通公司是“全球星”的股东之一，和高通有了更多的接触。2000年，他进入高通公司并且开始主持高通中国区的工作，2001年成功地主持了CDMA技术在中国的引进，然而就在这一年，雷鸣离开了高通。之后雷鸣从中国消失直到现身GSM阵营。
一个曾经为高通和CDMA鞍前马后、竭力呼喊的骁将如今却转投对立的阵营，这不由得激起《IT时代周刊》记者对2年前雷鸣离任的真正原因的兴趣。
对于记者“您离开高通，媒体上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没有很好地完成高通交与他的历史使命’；另一种是‘在CDMA落户中国之后，扮演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牺牲的角色’。这两种说法，您认为那一种比较正确呢？”
雷鸣沉思了一下说，“我认为第二种比较接近实际，但其实总的说来，是因为我发现高通在中国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别人都是先交朋友再做生意，高通呢，是不交朋友只想挣钱。”
最后使得雷鸣终于离开高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终于被揭开谜底，那是因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时雷鸣与总部产生了分歧。雷鸣说，一些跨国的大公司，比如微软、摩托罗拉等都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是一个对于双方来讲都互利互惠的事情，而高通恰恰在这个事情上拐不过弯来。雷鸣说，本来自己已经在中关村租好了两层楼作为研发中心，但高通在美国却不派人过来，“那我租好了地方有什么用呢？”至今说起来，雷鸣还显出惋惜和不满的复杂表情。
“在知识产权转让上，高通公司至少对手机开发商存在‘三重剥削’。”在赛特大厦的办公室里，雷鸣对《IT时代周刊》道出了CDMA手机为什么居高不下，平均价格一直高于GSM手机的玄机。
首先，手机生产商若想取得CDMA手机开发授权，必须缴纳知识产权转让授权费。
其次，生产CDMA手机时，需要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与GSM芯片价格相比，这部分费用高出后者30%左右。
此外，为了升级支持芯片的软件，CDMA手机生产商每一次都要支付几十万美元的授权费。
“一方面，因为高通的知识产权转让价格一直高居不下，影响了运营商CDMA用户的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华不重视与运营商合作伙伴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阻碍了CDMA业务向前推进的速度。”雷鸣说，正是这三副枷锁的桎梏，导致了CDMA手机在现有市场规模上的颓势。所以高通实际上已经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
关于高通的知识产权转让价格是否过高的争论一直是一桩公案，GSM从来没有收过这部分费用，所以在这一点上高通一直为GSM阵营所诟病。GSM专利被6家以上的公司共同持有。
而高通则反唇相讥，认为GSM的技术转让费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隐藏在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中——后来者没有能力自己制造这部分关键零部件，就必须向掌握它们的核心专利的拥有者来购买，也就自然为知识产权转让付费了。
至于GSM专利，因为被6家以上的公司共同持有，收益需要分配；另一方面因为芯片制造厂商的介入以及这些持有专利的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合资工厂等复杂的变量，使得GSM的知识转让费用成为一个难以理清的问题。
高通（中国）
如法炮制“韩国故事”
要考虑高通是不是已经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高通的“样板工程”——韩国CDMA。
“韩国CDMA”是高通最喜欢讲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韩国“救了”高通，但是高通更喜欢说的是高通“救了”韩国——韩国的CDMA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韩国企业不仅占据着国内绝大部分的CDMA系统市场，而且大踏步地进军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信系统和终端机供应国之一。高通经常把韩国这个“样板”挂在嘴头——看，我们让韩国的制造商和运营商都赚了大钱。
然而这个韩国故事其实还有着高通不愿意触及的另一面：按照高通公司的规定，全世界不管是生产CDMA系统设备还是手机的公司，都要交纳大约1亿元人民币的 “入门费”，才能进入这一行业。这还不算完：生产厂家还必须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并且按销售额给高通提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国的很多企业对高通满腹怨气——“芯片加提成，一半的利润都给高通拿走了。”而提到高通公司对韩国通信业发展的制约，据说连韩国情报通信部副部长金泰贤都皱着眉头说：这是个令人心烦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正是因为不甘心为高通“打工”，韩国人已经认识到必须突围，不能再生活在高通的阴影之下。2001年，韩国甚至发生了7家移动电话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高通芯片的事件。而在未来3G标准的选择上，韩国的第一运营商和第二大运营商甚至都没有选择高通的CDMA2000标准，而是倒向了WCDMA。
而现在高通正在努力要讲的“中国故事”，它的另一面又是什么呢？
表面看来，高通似乎已经对中国提供了更多的优惠，比如高通公司最初为手机企业生产CDMA手机设置了高门槛的入门费，同时还要在每台手机中收取6%的技术使用费。而高通现在对纯中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CDMA手机不收入门费，只收取技术提成费。而且这个标准也降为2.5%。这甚至让韩国企业“眼红”了。
但雷鸣强调，这只是第一层“剥削”。而且要注意到只能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还有“第二、第三层剥削”，这都是需要手机生产企业一个个地去和高通谈判。而最后谈判形成的结果，都是保密的，高通在和生产企业签订许可合同时，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保密协定。这些企业即使有苦也说不出。
目前每片CDMA芯片的成本要远高于GSM的成本，在加上每售出一部手机都要交给高通的专利费用，由于担心库存带来的压力，国内手机制造商对CDMA热情不高就很好理解了。这就使得联通在CDMA网开通之初，饱受了缺乏终端支持之苦。《IT时代周刊》记者就曾在采访国内一家手机制造商的高层时听他一提到CDMA，就连连摇头，说“不看好”。
雷鸣在谈到他离开高通的原因时说，他对高通在中国的“诚信”产生怀疑，中国的企业也很难树立起对高通的信心。
“对于高通来说，垄断能给它带来效益。在没有遭受到巨大压力之前，高通是不会作任何让步的。而这种压力应该由联通来给予，让高通感觉到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王煜全一语中的。
而高通公司一位高层罗有涵认为高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高通具有完整的芯片产品线和完整的芯片战略。首先是多模多频，既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足以形成和竞争者的差异化。其二，目前手机市场竞争激烈，“速度决定生存”，而高通有全套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大大缩短了手机设计周期。可以帮助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占市场。第三，目前高通的芯片集成度最高。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垄断封闭的系统可能会让一家公司很有钱赚，但是对整个产业来讲，却会带来阻碍，甚至灾难。
两个魔鬼
好过一个天使
对付垄断者，最有效的方法恐怕就是引入有利的竞争者，正所谓“两个魔鬼好过一个天使。”
“是的，现在已经有人这么形容高通，我想我们正在做的和当年英特尔做的一样。”高通总裁艾文·雅各布毫不掩饰要做“无线通信的英特尔”，一个行业垄断的典型企业，而即使英特尔也有AMD这样的对手呢。
表面看来，高通帮助中国联通拓展CDMA市场付出了很多——2000年，为了让中国政府及早下决心建设CDMA，高通大幅降低对中国CDMA手机与网络基础设备制造商的专利许可收费，由此还引发了高通“最宠爱的选民”韩国厂商对高通的极度不满，指责高通“忘恩负义”。
中国联通在2003年第二季度发动了“绿色飓风”行动。高通在此次行动中也做出了部分努力，在“绿色飓风”行动中的CDMA IS95手机中，高通将专利费下调到了每部2%。2003年6月份，高通宣布将向一些从事开发基于CDMA技术的产品、应用和服务的中国公司投资1亿美元，以推动其发展和商业化。这部分投资占高通全球投资的20%。与此同时，高通还与中国联通在苏州进行了GSM 1X网络的实验，以希望解决中国联通的心病——G网与C网的双手互搏问题。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因为其“垄断者”的身份而失色不少。
德州仪器全球芯片组营销经理Tom Pollard说，市场正在呼唤某些替代产品。CDMA手机价格高于其它无线标准的手机价格。这是因为这种手机只有一家芯片供应商。
对电信领域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没有了竞争体制，就不知成本为何物。按照这种思想来看，高通在CDMA芯片的生产中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高度垄断整个市场，而这也正是其产品价格可以居高不下的原因。而GSM芯片则有6家提供商，正是竞争使得GSM芯片形成了对CDMA芯片的价格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诺基亚进军CDMA市场就显得非常引人瞩目，无怪乎中国联通董事长王建宙意味深长地说：“不是因为诺基亚手机便宜，或者因为它是名牌，而是因为这些手机用的是诺基亚自己的芯片。”诺基亚相关人士对《IT时代周刊》表示，今年诺基亚将有更多的CDMA手机在中国上市，“借助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以及采用自有CDMA芯片的成本优势，诺基亚将使CDMA舞台上的所有表演者更深刻地体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力。”
而另一方面，联通制约高通垄断的另外一个筹码——JAVA平台的搭建，现在也在进行之中。围绕增值应用这块数据金矿，有两条庞大的价值链：一条的主线是联通和高通的结盟(以BREW 为平台)，另一条则有移动和太阳(SUN)公司的合作贯穿(以JAVA 为平台)。
在此之前，2003年2月26日中国联通和高通联合宣布成立合资公司联通-博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推动基于BREW开发平台的CDMA无线数据应用的发展。中国联通将该业务命名为“神奇宝典”。同一家当地运营商成立合资公司，高通史无前例。
一位易观咨询的分析师分析说，高通推出的BREW平台最直接的目的还是维护其在CDMA领域的统治地位，BREW会基于高通芯片不断高速演进，这就给其他芯片厂商适应BREW演进速度造成困难，进而排挤甚至扼杀其他的CDMA芯片生产厂商，巩固高通的硬件业务。高通最愿意讲的是韩国的第二大运营商KFT使用这一平台后，在一年时间内高通给它加到了600个应用，而在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高通刚刚开发出这一平台时，极力向KTF推广。这份合同到期后，双方在商谈续订合同时，高通方面提出了10倍于第一期合同的价码。这同样是一个“离开了竞争，就不知成本为何物”的典型范例。
中国联通在接受了BREW的同时，并不愿意放弃JAVA，联通之所以不愿完全听信于一个平台，主要是觉得BREW由高通一家垄断，联通不愿受制于人。
尽管在高通的描述中，BREW显得完美无缺，但就在目前应用CDMA最广泛的韩国，出现了一个“反高通”同盟，其中一家叫Aromasoft的公司，还研发出了替代BREW的自主平台技术。
SUN中国区市场总监文矩对《IT时代周刊》说，SUN与中国联通在去年年底宣布组成“UniJa”技术联盟的目的就是：“在‘UniJa’中我们主要是想推动一个增值业务的产业链”。言外之意，一个有别于高通技术的产业链。
关于“开放性”的问题，太阳（SUN）公司的邵振强作了这样的表述，“所有的JAVA 规范，都是在开放的环境下，由所有参与的厂商共同制订。”“而BREW只是高通一家的标准。”
高通正在成为中国CDMA产业链发展的瓶颈，而且这种状况最终会损害到其自身利益，但高通现在并没有足够的远见看到这一点。王煜全说，要破除高通的垄断，还需要运营商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他说，防止垄断的最好的办法其实只有一条，就是开放。开放是打败垄断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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