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周里，我见证了来欧洲一年后全球舆论场上最大的一次割裂，民众与民众的撕裂，民众与官方的撕裂。在这场战争里，国际法再次成为一纸空文。

从10月7日哈马斯突击以色列开始，我就全程关注事件的进展，虽然这两周正值我的考试周和论文周，但我仍然把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了这件事情上，因为巴以冲突和难民是我关注的主要议题。这两周我参与了多边信息搬运、参与了多场线下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我想把我所看到的和所思所想分享给中国的普通民众。

对比起之前对乌克兰压倒性的支持，在这次事件上欧洲舆论场被割裂成两个界限分明的派别，全程对彼此进行非黑即白的舆论征讨和各持己见的道德绑架。如果你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决，你就是反犹主义者、你就是支持恐怖分子；如果你同情在音乐节上被杀害的普通民众，你就是支持定居殖民主义；如果你发表同情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言论，就会有人使用“whataboutism”（比烂主义/抬杠主义）：“那被杀害的以色列普通人呢？”人们把对巴勒斯坦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同情，等同于对加沙武装分子的同情；把对在以色列境内的受屠杀的多国平民的同情，等同于对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支持。

就我观察，很多亲巴人士也表达了对以色列境内平民受害者的同情，也有以色列人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的理解与同情，但真正激怒巴勒斯坦同情者的人是什么呢？是西方政府对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的区别对待，是对以色列定居殖民者的偏袒和对巴勒斯坦人日常受到的欺凌的长期缄默，是从战争开始至今以色列的西方盟友对其的“无条件”支持与放纵，是德国官方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上投影的以色列国旗，是美国两度一票否决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的草案，是普遍人权观仅适用于一个民族 —— 尽管以色列同样对巴勒斯坦平民进行了无差别轰炸，尽管以色列完全封锁加沙、剥夺加沙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尽管以色列已经对巴勒斯坦平民进行了持续75年日日夜夜的暴力驱逐和压迫，尽管时至今日已经造成了第五代巴勒斯坦难民，尽管有多个著名人权组织指控以色列正在犯下种族隔离罪，尽管已有红十字委员会（ICRC）、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和无国界医生（MSF）等诸多在地的人道援助组织的员工及其家人在这次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这场对加沙的持续轰炸、全面封锁、断水断粮、百万人强迫迁徙是全球人权捍卫者的至暗时刻，人权宣言在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面前只是可有可无的一纸空文。当西方国家官方纷纷举起了以色列大旗而不是请求双方保持克制、尝试调停、降级冲突、减少平民伤亡，当我看到在美国接受最好的精英教育的朋友转发拜登的声明，当我看到平日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沉默的同学突然在互联网上举起以色列赛博大旗，当我的印度尼西亚的同学听到“加沙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瞬间在我面前开始崩溃大哭，当我看到我的约旦朋友在互联网上绝望地为在加沙的家人奔走呐喊，我变得怒不可遏且如鲠在喉。

在这场舆论战中再次有人企图用“应许之地”那一套老生常谈的宗教威权叙事来说服我和合理化75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和伤害，我已经无数次被这样的理由反驳，我再也无法忍受把这样的宗教叙事强加在我个人和巴勒斯坦人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阿拉伯人有自己的信仰，犹太人有自己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就连犹太人内部都有不同的信仰，如果每个人都只想要他自己的信仰实现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如果要想别人尊重你的信仰，请不要把自己的那一套逻辑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不会接受有一天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我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说：请你离开，这是上帝许诺给我的土地。

除此之外，欧洲官方反复使用“反犹主义”这个盖棺定论话术让我作为一个东亚人极度不满，欧洲白人总是用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概念，强加到非白人和非欧洲成员的身上。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白人排斥犹太人，并犯下了犹太大屠杀、逼迫他们逃离欧洲，并不是阿拉伯人，而他们用自己的概念强加到阿拉伯人身上，并正在帮助昔日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另一场种族灭绝。作为一个完全在中国经历社会化的中国人来说，我非常反感这样的标签也贴在我的身上，第一，“反犹主义”是一个诞生在欧洲的、具有欧洲历史文化背景的概念，目前即使是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绝大多数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欧洲和美国，中国没有反犹主义传统，我没有任何理由讨厌犹太人，作为同样经历了大屠杀的民族，我反而同情他们的历史遭遇，并且，同样作为欧洲的少数族裔，我反对针对任何民族的种族歧视；第二，中国没有参与犹太大屠杀，甚至还接纳了犹太难民、建立了犹太纪念馆，这样一个历史包袱不应该强加在我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我拒绝这样的概念挪用和道德绑架。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但我也反对欧洲白人公民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历史记忆去框定其他族裔，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话语权压迫和剥夺。如今的欧洲不止有白人公民，有大量的非洲、阿拉伯、土耳其、华人欧洲公民等等，这些少数族裔历史上并没有参与犹太人大屠杀，他们被剥夺了主体性和塑造新叙事的权利。

伴随着整个事件的恶化，欧盟对于言论自由的倾轧变本加厉，除了这次德法限制亲巴游行外，社交平台大量屏蔽（shadowban）诸多有关巴勒斯坦的言论、并且禁言相关账号。欧洲对于有关巴勒斯坦的言论管制并不是新事，就我个人这一年多旅欧经历来说，这种限制通常都是见微知著的：今年在荷兰有一个亲巴学生组织拟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举行一场学习如何制作鹰嘴豆泥的工作坊（鹰嘴豆泥是阿拉伯传统食物），但在活动当天被校方以“宣扬仇恨”的理由临时取消；今年5月在柏林的Nakba（巴勒斯坦灾难日）75周年游行再次被官方禁止，现场和平示威者被警察暴力阻挠。

主流社交平台一方面限制“反犹主义”言论，但另一方面，我看到了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个别以色列人对加沙人肆无忌惮的仇恨言论：“断掉他们的电、断掉他们的水，让他们生不如死地活着或是直接死掉。拆掉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在废墟中被活埋，让他们的街道尸横遍野，消灭掉他们的爸爸、消灭掉他们妈妈、摧毁掉他们喜欢的所有的一切、他们的朋友、他们每个拥抱过或亲吻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把加沙变成战争博物馆，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天空的云朵，让他们只看到战斗机，让他们眼中只有死灰一片…我们想看到加沙变成坟墓，是时候彻底铲除加沙了。”

以色列盟友官方的“无条件”支持和任由以色列对加沙民众的人权侵害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普通人非常挫败和愤慨，我们没有任何改变现状的权力渠道，但我看到了全球的行动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希望。

10月13日，成千上万纽约人涌入时代广场、走上街头，为巴勒斯坦人摇旗呐喊，其中一位犹太人拿着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大喊“not in my name”（不要以我的名义屠杀巴勒斯坦人）。

10月15日周日，阿姆斯特丹的亲巴组织在市中心联合举行了一场和平游行示威，在这座只有110万人的小城市里，至少有2万人参与了大游行。在这场游行里，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巴勒斯坦头巾，我看到巴勒斯坦旗、叙利亚旗、黎巴嫩旗、摩洛哥旗、共产主义旗、犹太人团体，老人、女人、小孩……整座城市反复呼喊巴勒斯坦的名字：“Free, free Palestine.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和“Gaza, Gaza don’t you cry, Palestine will never die”。匿名团体使用飞机在天空中拉下了三行字：“Love Hummus, not Hamas. Make Falafel, not war. Shalom, Salaam.”

10月19日，两个左翼犹太人组织闯入华盛顿国会山，总共大概400人占领国会大楼要求立即停火。

由于游行时间段与我的考试时间段重合，我并未能亲历，但从同学那里得知，有很多学生在学校大厅和平示威，随后警察尝试阻止所有在门外的学生进入教学楼，最后门外示威学生破门而入。这一天，叙利亚裔德国人权活动家Sara Mardini也来到阿姆斯特丹参与游行。

在我写作的今日，10月21日，伦敦有10万人参与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

以往我在社交媒体上都是立场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但这次，当我遇到具体的人时，我陷入了两难境地，我发了又删，删了又发。我有阿拉伯同学，也有以色列朋友，情感上我无法背叛巴勒斯坦人，但也不想因为发声伤害我的以色列朋友，因为他是很好很好的人。当我听到他的家人是大屠杀幸存者，当我听到他的室友在战争爆发后就打包行李离开荷兰回到以色列参战，因为他室友的家人及村庄就在加沙边境，当我听到他所有的儿时玩伴还有亲戚都被以色列政府征兵部署，我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随后我想到了加沙人甚至都没有选择逃离的权利。当我看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学校关闭，当我看到在美国的6岁阿拉伯男孩被捅了26刀失去生命，我没有办法恨任何一个人。政治总是有去人化的风险，国族叙事总是有去人化的风险，所以我们要讲具体的人的故事。这不是一场任何一个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我在打的仗，我们不会因为表达立场失去生命，但他们会；我们可以赛博吵架完后继续自己的人生，但巴勒斯坦人不能，他们的时间被永远凝固在了1948年。

我们需要明确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反对的是某种概念和行为，我们反对定居殖民主义、反对种族隔离、反对针对任何平民的无差别屠杀，而不是反对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任何存在本身。如果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成为既定事实，我们没有办法逆转时空，我们无法让去世的人死而复生，也无法否定犹太人已在巴勒斯坦地建国的既定事实，我们只能从现状出发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平等地造福更多人，因为所有人都只活在当下这一刻，而不是过去，我们只能改变现在和未来，而不是过去。

Love is stronger than hate. 

根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截至10月20日的数据：从10月7日，在加沙，已有4137人失去生命，其中有1661名儿童；13162人受伤，包括4232名儿童；1400人在废墟中失踪，包括720名儿童。

截至2023年10月22日欧洲时间凌晨1点半，加沙仍处于全面封锁。

我的思绪反复回到游行那天，人群中心的一个小女孩儿骑在大人的肩膀上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当她抬起头举起旗子的时候，我用相机拍下了那个瞬间，那一刻一句话从我的脑中显现：“天堂在巴勒斯坦 (Heaven is in Palestine)”。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我一直相信影像能传递情感、有着改变世界的力量，希望我的照片有触动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