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策马入林（十一）随风逝去的议会民主政治试验
【马悲鸣】我以为辛亥推翻满清和台湾搞成全民直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对李登辉所谓“外来政权”的仇恨。
我在海外民运大声欢呼陈水扁当选之际就指出：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省籍的胜利。若是台湾没有省籍情结，断是不会走向全民直选。因为本省人要想把外省人把持的政权夺过来，暴力硬拼不行，这已经有二二八的教训。所以只有走全民直选这条唯一可行之路。因为只有在一人一票时，本省人才能在人数上胜过外省人。这是最终导致台湾直选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似，满清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且开国时不但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且还有绿袍稚发的强迫改变个人外观。
孔子是讲究“君子死，不免冠”的。他的学生子路就是为了正冠才失手被杀。受礼教影响，儒生多以稚发为耻，总想着光复汉官威仪，所以才想尽办法把好端端的我大清朝给推翻了。而现在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是土生土长的，并非外来政权。
如今在中国大陆既无当年的排满诉求，也无如今台湾的省籍情结，所以争取民主的努力才很难奏效。虽说是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但细说起来，国共两党和“我大清”都是专制政权，唯有北洋时期，才有过相对不那么专制的宪政。可惜“大好形势”因为宋教仁的遇刺而暂停，由于国共两党的联兵北伐而彻底被毁。
记得读陶菊隐的《北洋军阀时期史话》和蔡东藩的《民国演义》时，但见北洋时代的政局变幻眼花缭乱，真是可圈可点。可惜这些书都属演义性质。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林思云】正如你所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主要奋斗目标是汉族推翻少数异族的统治，剪掉挂在头上耻辱性大辫子。很多没有接触过西方新思想的革命党人，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和朱元璋赶走蒙古人一样的易姓改朝换代革命。清帝退位后，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普遍感到扬眉吐气，庆贺革命已经成功，至于革命后中国该搞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大部分百姓认为只要是汉族人当权的政府，不管谁作总统，谁当皇帝都一样。
【马悲鸣】辛亥的主题本来就是排满，而对排满兴趣最大的莫过于儒生，因为只有他们才整天念叨些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孙黄还说些民主之类的话题装门面，章太炎乃辛亥三国父里国学功底最好的，他的排满诉求清清楚楚。章炳麟当时发表了一本《[九言]（音求）书》，以讲小学来宣传排满革命，鲁迅兄弟当时在日本就听过他的课。故，辛亥也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才感兴趣。记得文革初期听“忆苦思甜”报告时，请到台上的老妇讲完之后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嗨，老百姓有奶就是娘。日本来时说日本人好，国民党来了说国民党好。现如今共产党来了，就得说共产党好了。”直听得报告会的主持人和台下听众大眼瞪小眼。
【林思云】对，正是中国百姓对政治的冷漠不关心态度，才使中国政治成为少数精英的游戏。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最主要和最紧迫任务有两个：第一是抵抗西洋列强的殖民化，保全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是富国强兵，把落后的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化国家。怎样才能救国？怎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路呢？中国的精英们开出了两种药方：袁世凯为首的改良派开出了开明专制的救国药方；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开出了议会民主的救国药方。
【马悲鸣】古希腊，包括后来的古罗马，搞公民投票的民主政治已经不知道有几千年了。而中国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民主投票，至多就是贤君纳谏而已。
【林思云】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搞民主的经验，在中国搞议会民主体制难免有很大试验性的成分，所以在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大争议，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孙中山的民主化分三步走的“三序”理论：首先是军政府独裁的军政阶段，然后是教育百姓的训政阶段，最后才是民主选举的宪政阶段。
但以海外留学生为主的革命党人，毕竟难摆脱青年人的冲动，全盘西化救国的激进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在中国民主化问题发生争论时，大部分革命党人毫不犹豫地站到宋教仁一边，孙的“民主慢慢来”稳健路线被抛弃，宋的“民主一步到位”路线成为主导。
袁世凯没有孙中山那样的理论水平，提不出什么民主慢慢来的理论学说，但袁世凯对中国政治有长年的切身经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直觉地感到：在中国搞激进议会民主的设想行不通。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对政党和议会的作用非常怀疑。东洋国家搞君主立宪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日本的成功经验，而搞议会民主实现富国强兵却还没有先例。袁世凯认定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的体制更适合中国。
辛亥革命的成功依靠的是两大力量：南方的革命党和北方的改良派。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主张立即搞议会民主，改良派人主张先搞开明专制。两大政治力量的政治主张南辕北辙，这就预示着中国政局必然会出现一个动荡时期。
【马悲鸣】其实辛亥革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清兵主力都被外国人打光了。甲午日本人打掉了中国海上力量，庚子的八国联军又打光了拱卫京师的武卫军。结果保存了实力的袁世凯新军成了主力，而新军又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
【林思云】革命党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是政治体制，只要中国建成与西洋列强同样的议会民主政体，中国就很快会实现富国强兵；而改良派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是人民的愚昧，中国必须先有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对人民进行培养教育，人民素质提高了，富国强兵和民主政治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能不能在愚昧人民之中进行幼的民主政治操作，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焦点。
【马悲鸣】后世的所有革命党，直到如今的民运，都是这一路。
【林思云】中华民国建立后宣布开放党禁，一时间政党林立，涌现出大大小小近百个政党。当时的新闻报道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至近百”。“会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如尚未加入某组织，辄曰吾当为君介绍人某党，不待承诺，翌日则党券党证已送至矣”。
【马悲鸣】后来的数学家华罗庚因出身微贱，被国民政府捧起来之后，当了国民党的特殊党员。他就拿着国民党的党证四处登门分发，令当时那些不肯阿世的教授们所不耻。
【林思云】袁世凯虽然以民国大总统身份开放了党禁，但他本人对政党政治的党派间明争暗斗做法不以为然，他提出应该“把中华民国视为一个政党，四海之内皆兄弟。”
【马悲鸣】袁世凯的看法基本不错，只是不应该视为一个政党，而是两个。
【林思云】袁世凯任大总统不久，就发布一道劝诫政党通令，希望政党间停止争斗，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他说：“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凡我国民，务念阋墙御侮之忠言，懔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马悲鸣】虽然不出爱国贼套路，但言辞确实恳切，比后世之国共两党与如今之民运强多了。尤其共产党和由共产党里分化出来的如今所谓民运，就会大帽子压人，比袁世凯差远了。如今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整顿政党。国民党的“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比袁世凯走得更远。
【林思云】民国初年政党虽多，但按政见区分，大致可分成“国权党”和“民权党”两派。“国权党”主张国家主权第一，人民权利次之，必要时可以牺牲民权来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而“民权党”主张人民权利第一，国家主权次之，必要时可以牺牲国家主权领土来保证民权。“国权党”的代表是章太炎领导的共和党，而“民权党”的代表是孙中山名义领导，宋教仁实际领导的同盟会。除了共和党和同盟会两大党外，统一共和党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其政见介于共和党和同盟会之间，是“国权党”和“民权党”的中间派。
“国权党”和“民权党”的主要具体争执在于搞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中国，还是搞一个各省主权的联邦制中国。满清后期，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衰退，地方势力增强。按照中国“合久必分”的传统，地方势力抬头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早在辛亥革命前，很多革命党人就提议中国搞“联省自治”的联邦制。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些革命党人更是要把“联省自治”的方案付诸实施。
【马悲鸣】民国初年民权派党人和袁世凯的最大争执之一，就是地方省长的产生方法。民权派主张各省省长应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这其实就是承认各省具有人事独立权，中央政府是联邦形式的政府。但袁世凯坚决反对民权派的联邦制方案，主张集权的中央政府，地方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命。宋教仁被刺后，民权派群龙无首势力大减，袁世凯乘机强行通过中央集权制的民国宪法。
【林思云】民权派在袁世凯的打击下虽然一时间一蹶不振，但袁死后又开始重新掀起“联省自治”的浪潮。当时还是愤青的毛泽东也积极赞成“联省自治”，主张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孙中山名义上虽是民权派，但其内心却赞成国权派。后来孙中山提出北伐武力统一中国，就完全背离了民权派。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主张“联省自治”民权派仍有一部分势力温存下来。直到共产党上台，民权派才真正销声匿迹。
【马悲鸣】国权派和民权派大概就是如今爱国贼与民运贼的祖宗。不过后来的国共两党与民运都是在朝则是国权党，在野则是民权党。穷则独争民权，达则转要国权。
【林思云】然而近年来在海外和台湾，一些人又开始提出中国搞联邦制的主张，民权派有死灰复燃的趋势。近百年前“国权”和“民权”争执，又重新展开了论战。从国权派的角度来看，袁世凯维护中国统一有功，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也都有功，而宋教仁、蔡鄂、陈炯明、谭延闿等民权派都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了。从民权派的角度来看，宋教仁等人是中国民主之父，因为他们切切实实在中国大地上进行过民主的试验，而袁世凯、孙中山等人则都应划入反民主人士一类了。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国民党的创立。民国元年的北京临时参议院共有120席议席，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占25席，其他小党占15席。此时国权党和民权党基本势均力敌。国权党支持袁世凯搞开明独裁，而民权党则反对开明独裁。为了打破国权党和民权党势均力敌的现状，宋教仁提出“毁党造党”的战略，废除同盟会，建立一个新党，在国会和内阁取得优势，分散和架空袁世凯的权力。
宋的主张很快得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在宋教仁的奔走说服下，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及其他几个小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国民党虽然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实际领导权在宋教仁手里，孙中山也很少过问国民党的事。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创建人，但一些历史书却把孙中山说成是国民党的创建人，有所失实。
【马悲鸣】原来创建国民党的是宋教仁，而非孙中山。其实也不是什么“一些历史书”，而是国共两党的“所有历史书”都是这么写的。
【林思云】国民党成立后，立即积极展开拉拢选票的议会斗争。在1913年2月举行的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共占了392席，而国权派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也只有223席，国民党占据了参众两院绝对支配地位，可以组成多数党说了算的内阁政府。国民党的大胜让袁世凯心惊，他明白用合法的手段已经无法对付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应急方法。
辛亥革命后不久的一段时间，袁世凯与孙中山、黄兴的私交较好，袁世凯给孙中山全国铁路督办的肥缺，任命黄兴为陆军上将，孙黄两人也不太与袁世凯作对，黄兴甚至还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唯有宋教仁坚持搞议会民主，总是与袁世凯作对。袁世凯也多次想和宋教仁拉拢私人关系，给宋教仁介绍英文女秘书，被宋教仁婉拒；宋教仁回乡探母时，袁送给宋教仁一张50万元支票，也被宋退还。
【马悲鸣】看来，只有宋教仁，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之父。
【林思云】的确如此。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以国会多数党领袖的身分从上海出发赴京，准备组织国民党内阁，在车站遭刺客枪击重伤，3月22日逝世。宋教仁被刺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为袁世凯所为，但多数历史学家均认为袁世凯参与了此事，因为他最有杀宋教仁的动机。宋教仁案其实是国权派与民权派争斗的牺牲品，不应简单地理解为袁世凯对宋教仁的个人仇杀。
【马悲鸣】最近我看到新的说法是：袁世凯似无刺宋动机，反倒是孙中山有此前科，比如民初的“血溅光复会”。不过当年的刺宋案有赵秉钧的“梁山魁首”电报，且其不旋踵就死了，很令人感到奇怪。
【林思云】在中国很多历史大案的真相真是很难搞得清楚。不过宋教仁虽然死了，但他创建的议会民权政府体制还在。在这个民主体制的约束下，北洋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统治期间，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出现前所未有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我们现在推崇的“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赞赏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思想革命的前锋。但很多人却吃水忘了掘井人，忘了那时主要是由于具有民主精神的北洋政府不干预文化教育界，才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三民主义成为唯一合法的思想，百家争鸣的思想界从此黯淡下去。
【马悲鸣】北伐毁了中国宪政，诚不虚也。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才，甚至连共产党早期英才，皆是北洋民国政府时期的自由风气所致。文革批判的所谓“三十年代文艺”，其中辈出的人物讲到底都是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训练出来的。当我们愤恨共产党的政治课时不要忘了，在废科举之后重新给学生戴上思想紧箍咒的正是国民党首开的《三民主义》教育课。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马悲鸣】我以为辛亥推翻满清和台湾搞成全民直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对李登辉所谓“外来政权”的仇恨。
我在海外民运大声欢呼陈水扁当选之际就指出：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省籍的胜利。若是台湾没有省籍情结，断是不会走向全民直选。因为本省人要想把外省人把持的政权夺过来，暴力硬拼不行，这已经有二二八的教训。所以只有走全民直选这条唯一可行之路。因为只有在一人一票时，本省人才能在人数上胜过外省人。这是最终导致台湾直选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似，满清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且开国时不但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且还有绿袍稚发的强迫改变个人外观。
孔子是讲究“君子死，不免冠”的。他的学生子路就是为了正冠才失手被杀。受礼教影响，儒生多以稚发为耻，总想着光复汉官威仪，所以才想尽办法把好端端的我大清朝给推翻了。而现在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是土生土长的，并非外来政权。
如今在中国大陆既无当年的排满诉求，也无如今台湾的省籍情结，所以争取民主的努力才很难奏效。虽说是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但细说起来，国共两党和“我大清”都是专制政权，唯有北洋时期，才有过相对不那么专制的宪政。可惜“大好形势”因为宋教仁的遇刺而暂停，由于国共两党的联兵北伐而彻底被毁。
记得读陶菊隐的《北洋军阀时期史话》和蔡东藩的《民国演义》时，但见北洋时代的政局变幻眼花缭乱，真是可圈可点。可惜这些书都属演义性质。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林思云】正如你所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主要奋斗目标是汉族推翻少数异族的统治，剪掉挂在头上耻辱性大辫子。很多没有接触过西方新思想的革命党人，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和朱元璋赶走蒙古人一样的易姓改朝换代革命。清帝退位后，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普遍感到扬眉吐气，庆贺革命已经成功，至于革命后中国该搞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大部分百姓认为只要是汉族人当权的政府，不管谁作总统，谁当皇帝都一样。
【马悲鸣】辛亥的主题本来就是排满，而对排满兴趣最大的莫过于儒生，因为只有他们才整天念叨些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孙黄还说些民主之类的话题装门面，章太炎乃辛亥三国父里国学功底最好的，他的排满诉求清清楚楚。章炳麟当时发表了一本《[九言]（音求）书》，以讲小学来宣传排满革命，鲁迅兄弟当时在日本就听过他的课。故，辛亥也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才感兴趣。记得文革初期听“忆苦思甜”报告时，请到台上的老妇讲完之后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嗨，老百姓有奶就是娘。日本来时说日本人好，国民党来了说国民党好。现如今共产党来了，就得说共产党好了。”直听得报告会的主持人和台下听众大眼瞪小眼。
【林思云】对，正是中国百姓对政治的冷漠不关心态度，才使中国政治成为少数精英的游戏。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最主要和最紧迫任务有两个：第一是抵抗西洋列强的殖民化，保全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是富国强兵，把落后的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化国家。怎样才能救国？怎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路呢？中国的精英们开出了两种药方：袁世凯为首的改良派开出了开明专制的救国药方；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开出了议会民主的救国药方。
【马悲鸣】古希腊，包括后来的古罗马，搞公民投票的民主政治已经不知道有几千年了。而中国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民主投票，至多就是贤君纳谏而已。
【林思云】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搞民主的经验，在中国搞议会民主体制难免有很大试验性的成分，所以在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大争议，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孙中山的民主化分三步走的“三序”理论：首先是军政府独裁的军政阶段，然后是教育百姓的训政阶段，最后才是民主选举的宪政阶段。
但以海外留学生为主的革命党人，毕竟难摆脱青年人的冲动，全盘西化救国的激进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在中国民主化问题发生争论时，大部分革命党人毫不犹豫地站到宋教仁一边，孙的“民主慢慢来”稳健路线被抛弃，宋的“民主一步到位”路线成为主导。
袁世凯没有孙中山那样的理论水平，提不出什么民主慢慢来的理论学说，但袁世凯对中国政治有长年的切身经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直觉地感到：在中国搞激进议会民主的设想行不通。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对政党和议会的作用非常怀疑。东洋国家搞君主立宪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日本的成功经验，而搞议会民主实现富国强兵却还没有先例。袁世凯认定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的体制更适合中国。
辛亥革命的成功依靠的是两大力量：南方的革命党和北方的改良派。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主张立即搞议会民主，改良派人主张先搞开明专制。两大政治力量的政治主张南辕北辙，这就预示着中国政局必然会出现一个动荡时期。
【马悲鸣】其实辛亥革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清兵主力都被外国人打光了。甲午日本人打掉了中国海上力量，庚子的八国联军又打光了拱卫京师的武卫军。结果保存了实力的袁世凯新军成了主力，而新军又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
【林思云】革命党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是政治体制，只要中国建成与西洋列强同样的议会民主政体，中国就很快会实现富国强兵；而改良派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是人民的愚昧，中国必须先有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对人民进行培养教育，人民素质提高了，富国强兵和民主政治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能不能在愚昧人民之中进行幼的民主政治操作，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焦点。
【马悲鸣】后世的所有革命党，直到如今的民运，都是这一路。
【林思云】中华民国建立后宣布开放党禁，一时间政党林立，涌现出大大小小近百个政党。当时的新闻报道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至近百”。“会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如尚未加入某组织，辄曰吾当为君介绍人某党，不待承诺，翌日则党券党证已送至矣”。
【马悲鸣】后来的数学家华罗庚因出身微贱，被国民政府捧起来之后，当了国民党的特殊党员。他就拿着国民党的党证四处登门分发，令当时那些不肯阿世的教授们所不耻。
【林思云】袁世凯虽然以民国大总统身份开放了党禁，但他本人对政党政治的党派间明争暗斗做法不以为然，他提出应该“把中华民国视为一个政党，四海之内皆兄弟。”
【马悲鸣】袁世凯的看法基本不错，只是不应该视为一个政党，而是两个。
【林思云】袁世凯任大总统不久，就发布一道劝诫政党通令，希望政党间停止争斗，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他说：“民国肇造，政党勃兴，我国民政治之思想发达，已有明征，较诸从前帝政时代，人民不知参政权之宝贵者，何止一日千里”。“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凡我国民，务念阋墙御侮之忠言，懔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马悲鸣】虽然不出爱国贼套路，但言辞确实恳切，比后世之国共两党与如今之民运强多了。尤其共产党和由共产党里分化出来的如今所谓民运，就会大帽子压人，比袁世凯差远了。如今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整顿政党。国民党的“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比袁世凯走得更远。
【林思云】民国初年政党虽多，但按政见区分，大致可分成“国权党”和“民权党”两派。“国权党”主张国家主权第一，人民权利次之，必要时可以牺牲民权来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而“民权党”主张人民权利第一，国家主权次之，必要时可以牺牲国家主权领土来保证民权。“国权党”的代表是章太炎领导的共和党，而“民权党”的代表是孙中山名义领导，宋教仁实际领导的同盟会。除了共和党和同盟会两大党外，统一共和党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其政见介于共和党和同盟会之间，是“国权党”和“民权党”的中间派。
“国权党”和“民权党”的主要具体争执在于搞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中国，还是搞一个各省主权的联邦制中国。满清后期，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衰退，地方势力增强。按照中国“合久必分”的传统，地方势力抬头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早在辛亥革命前，很多革命党人就提议中国搞“联省自治”的联邦制。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些革命党人更是要把“联省自治”的方案付诸实施。
【马悲鸣】民国初年民权派党人和袁世凯的最大争执之一，就是地方省长的产生方法。民权派主张各省省长应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这其实就是承认各省具有人事独立权，中央政府是联邦形式的政府。但袁世凯坚决反对民权派的联邦制方案，主张集权的中央政府，地方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命。宋教仁被刺后，民权派群龙无首势力大减，袁世凯乘机强行通过中央集权制的民国宪法。
【林思云】民权派在袁世凯的打击下虽然一时间一蹶不振，但袁死后又开始重新掀起“联省自治”的浪潮。当时还是愤青的毛泽东也积极赞成“联省自治”，主张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孙中山名义上虽是民权派，但其内心却赞成国权派。后来孙中山提出北伐武力统一中国，就完全背离了民权派。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主张“联省自治”民权派仍有一部分势力温存下来。直到共产党上台，民权派才真正销声匿迹。
【马悲鸣】国权派和民权派大概就是如今爱国贼与民运贼的祖宗。不过后来的国共两党与民运都是在朝则是国权党，在野则是民权党。穷则独争民权，达则转要国权。
【林思云】然而近年来在海外和台湾，一些人又开始提出中国搞联邦制的主张，民权派有死灰复燃的趋势。近百年前“国权”和“民权”争执，又重新展开了论战。从国权派的角度来看，袁世凯维护中国统一有功，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也都有功，而宋教仁、蔡鄂、陈炯明、谭延闿等民权派都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了。从民权派的角度来看，宋教仁等人是中国民主之父，因为他们切切实实在中国大地上进行过民主的试验，而袁世凯、孙中山等人则都应划入反民主人士一类了。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国民党的创立。民国元年的北京临时参议院共有120席议席，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占25席，其他小党占15席。此时国权党和民权党基本势均力敌。国权党支持袁世凯搞开明独裁，而民权党则反对开明独裁。为了打破国权党和民权党势均力敌的现状，宋教仁提出“毁党造党”的战略，废除同盟会，建立一个新党，在国会和内阁取得优势，分散和架空袁世凯的权力。
宋的主张很快得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在宋教仁的奔走说服下，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及其他几个小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国民党虽然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实际领导权在宋教仁手里，孙中山也很少过问国民党的事。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创建人，但一些历史书却把孙中山说成是国民党的创建人，有所失实。
【马悲鸣】原来创建国民党的是宋教仁，而非孙中山。其实也不是什么“一些历史书”，而是国共两党的“所有历史书”都是这么写的。
【林思云】国民党成立后，立即积极展开拉拢选票的议会斗争。在1913年2月举行的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共占了392席，而国权派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也只有223席，国民党占据了参众两院绝对支配地位，可以组成多数党说了算的内阁政府。国民党的大胜让袁世凯心惊，他明白用合法的手段已经无法对付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应急方法。
辛亥革命后不久的一段时间，袁世凯与孙中山、黄兴的私交较好，袁世凯给孙中山全国铁路督办的肥缺，任命黄兴为陆军上将，孙黄两人也不太与袁世凯作对，黄兴甚至还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唯有宋教仁坚持搞议会民主，总是与袁世凯作对。袁世凯也多次想和宋教仁拉拢私人关系，给宋教仁介绍英文女秘书，被宋教仁婉拒；宋教仁回乡探母时，袁送给宋教仁一张50万元支票，也被宋退还。
【马悲鸣】看来，只有宋教仁，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之父。
【林思云】的确如此。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以国会多数党领袖的身分从上海出发赴京，准备组织国民党内阁，在车站遭刺客枪击重伤，3月22日逝世。宋教仁被刺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为袁世凯所为，但多数历史学家均认为袁世凯参与了此事，因为他最有杀宋教仁的动机。宋教仁案其实是国权派与民权派争斗的牺牲品，不应简单地理解为袁世凯对宋教仁的个人仇杀。
【马悲鸣】最近我看到新的说法是：袁世凯似无刺宋动机，反倒是孙中山有此前科，比如民初的“血溅光复会”。不过当年的刺宋案有赵秉钧的“梁山魁首”电报，且其不旋踵就死了，很令人感到奇怪。
【林思云】在中国很多历史大案的真相真是很难搞得清楚。不过宋教仁虽然死了，但他创建的议会民权政府体制还在。在这个民主体制的约束下，北洋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统治期间，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出现前所未有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我们现在推崇的“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赞赏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思想革命的前锋。但很多人却吃水忘了掘井人，忘了那时主要是由于具有民主精神的北洋政府不干预文化教育界，才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三民主义成为唯一合法的思想，百家争鸣的思想界从此黯淡下去。
【马悲鸣】北伐毁了中国宪政，诚不虚也。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才，甚至连共产党早期英才，皆是北洋民国政府时期的自由风气所致。文革批判的所谓“三十年代文艺”，其中辈出的人物讲到底都是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训练出来的。当我们愤恨共产党的政治课时不要忘了，在废科举之后重新给学生戴上思想紧箍咒的正是国民党首开的《三民主义》教育课。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