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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领先中国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就社会环境、历史袭承因素和制度上的区别,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必然可以成功,而“戊戌变法”则绝无成功的可能。
  
  首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推动者乃是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中新兴的阶级,封建君主在国家依赖的经济基础由地主贵族逐渐变为工厂主大商人时,变革已经在所难免。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商业发展自不可比于西欧,当然明治维新后依旧保留了其历史残余性的一面,彻底的资本主义化还须待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后重修宪法。但是,日本虽然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岛内诸侯(大名)林立,天皇被完全架空,甚至连中国的王朝政府竟不知道日本还有个天皇。而此种情形大利于商人的发展,因为无从有为维护中央权威的政府而施加的抑制,虽然日本世袭的大名和侍构成上层社会,但商人有与其经济实力大略相匹配的地位。类似欧洲大商人给王室借款的情形,在日本也一定程度存在,而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商业是被抑制的,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地位,使得商人获利后,转而将资本用于土地投资或走读书的仕途之路,像明之巨富沈百万资助朱元璋最终身死财没的结局,使商业资本的积累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性的影响,而“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则有三井财阀倾全力支持。
  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中国会找不到民间的商业力量,洋务运动若干年,连民用品的生产都需要官办,一方面是旧式中央集权政府必然与民争利,形成国家垄断,譬如自汉朝开始就延续两千年的“盐铁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的确是民间资本的薄弱,其后零星出现民间投资的西式工厂,规模远较日本为小。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实力雄厚的三井、三菱等财阀,可迅速转入新的体制。如中国在此与日本有可比的一面,更早些“洋务运动”就会产生深远巨大的变革性影响。


  而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在于它是与中国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不存在这个不可克服的阻力。中国在当时已有了延续千年的文官制度和独特的选拔制度。这个体系独一无二,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据说效法于此,但内中有本质的区别。文官的选拔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依据,此选拔制度下形成的文官集团自然就成了儒家意识形态最坚决的捍卫者,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国家,这种制度在确保社会稳定和价值恒定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它可以调节平衡知识分子与朝廷的关系,因为这种公平选拔形成的文官制度,使得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平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它消解了政府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今天的情形相反。但变革须废除整个文官集团的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它连在下层知识分子中都找不到支持者,因为此种选拔制度使每个布衣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预备役官僚。利益所在,自然整个官僚集团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会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做借口进行反击。
  而诸侯林立的日本,虽然历史上曾试图引进这种文官制度,但却未曾实现过,世袭的大名和侍阶层才是社会的管理者。虽然同在儒家文化圈中,儒家文化对上层社会组织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不构成自身利益的所在,在救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面前,没有理由保留,也不会有人出于个人利益去坚决捍卫。至于适应这种社会变革的成本,来的也远较中国为小。变法在中国,动摇了官僚们已获权利的基础和合理性,而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可怕的威胁,所需要的仅是个人的适应。


  决定日本与中国变法成败之别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关外来的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享有超乎其他民族之上的权利,非但满清贵族掌握着国家权利,整个民族都被供养着。这种特殊而野蛮的种族制度获益者当然会成为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因为变法其实是在颠覆这种种族制度,最终会动摇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法统,也将动摇整个满清族群的利益。对变法的反对,官僚集团中来自满清集团的声音比汉族集团的声音要强烈得多,因为他们失去的利益更多。所以,中国的“戊戌变法”仅有皇帝本人的支持就不足为怪了。
  或说,假如戊戌变法是选择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来推行,就不会遭到她的反对而最终成功,这完全是不知道反对变法者的立场和利益所在。就历史本来面貌而言,光绪皇帝本人对新法的了解非常有限,他的理解与变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有出入的,如果他握有实权而且知道这几个变法鼓噪者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么这场戊戌变法可能根本就搞不起来。“戊戌变法”成败,核心是谁无关宏旨,光绪皇帝支持变法实在是个意外的小概率的事件。
  与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明治维新”并不构成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挑战,因为它从不存在,相反,它是伴随着削除藩篱,以西法重新塑造统一国家的过程。倒幕变法,恢复权利被架空的天皇的威权和真正的国家元首地位,不是“动摇国本”,而是恢复“国本”。此外,“明治维新”的历史机缘是,天皇地位的重新尊崇,使得对幕府专制不满的人有了一个可以团结的旗号。这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过程,也导致了天皇在日本的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这又是节外的话题了。而日本当初世袭的权贵阶层,到“明治维新”前后,其地位日渐窘迫,如封建大名,幕府对其运用人质和轮值制度控制之严密,使其在保有财富的情况下,乐于接受变法带来的自由,至于武士阶层,虽然地位与劳动者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但不事产业,在当时相当数量已几乎沦为乞丐,“百日维新”虽然对他们有所冲击,但也是重生的机会。


  有此三方面的根本差别,中日变法的不同命运就是必然结果了。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中国“戊戌变法”的不幸还在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有一批思想启蒙者兼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而“戊戌变法”中的“康圣人”是个思想学问上的二传手,同时又是个十足的投机者。唯有个谭嗣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烈士选择了牺牲,可算变法唯一的光彩亮点。
  而根本上来说,假如中国当时具备日本相似的条件,根本不必等到对西法只有半吊子了解的“康圣人”来进行“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的“中兴名臣”们早就会推动这种变革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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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es,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 枫下茶话 / 政治经济 / 甲午战争使得日本人尝到了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当时清国的国力远超过日本,北洋水师的整体装备也强于日本海军)的快感。二战前的日本国力的空前高涨也使得日本人的民族自信达到了极大积累。
    所以即便战败他们民族凝聚力自信并没有受到伤害,所以他们能很快恢复。说来说去这些都是建立在甲午战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国运衰败,人民一盘散沙和日本的侵略也是分不开的。现在要想发展也需要一些民族主义来支撑。
    • 为什么日本领先中国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就社会环境、历史袭承因素和制度上的区别,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必然可以成功,而“戊戌变法”则绝无成功的可能。
        
        首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推动者乃是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中新兴的阶级,封建君主在国家依赖的经济基础由地主贵族逐渐变为工厂主大商人时,变革已经在所难免。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商业发展自不可比于西欧,当然明治维新后依旧保留了其历史残余性的一面,彻底的资本主义化还须待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后重修宪法。但是,日本虽然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岛内诸侯(大名)林立,天皇被完全架空,甚至连中国的王朝政府竟不知道日本还有个天皇。而此种情形大利于商人的发展,因为无从有为维护中央权威的政府而施加的抑制,虽然日本世袭的大名和侍构成上层社会,但商人有与其经济实力大略相匹配的地位。类似欧洲大商人给王室借款的情形,在日本也一定程度存在,而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商业是被抑制的,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地位,使得商人获利后,转而将资本用于土地投资或走读书的仕途之路,像明之巨富沈百万资助朱元璋最终身死财没的结局,使商业资本的积累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性的影响,而“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则有三井财阀倾全力支持。
        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中国会找不到民间的商业力量,洋务运动若干年,连民用品的生产都需要官办,一方面是旧式中央集权政府必然与民争利,形成国家垄断,譬如自汉朝开始就延续两千年的“盐铁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的确是民间资本的薄弱,其后零星出现民间投资的西式工厂,规模远较日本为小。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实力雄厚的三井、三菱等财阀,可迅速转入新的体制。如中国在此与日本有可比的一面,更早些“洋务运动”就会产生深远巨大的变革性影响。


        而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在于它是与中国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不存在这个不可克服的阻力。中国在当时已有了延续千年的文官制度和独特的选拔制度。这个体系独一无二,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据说效法于此,但内中有本质的区别。文官的选拔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依据,此选拔制度下形成的文官集团自然就成了儒家意识形态最坚决的捍卫者,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国家,这种制度在确保社会稳定和价值恒定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它可以调节平衡知识分子与朝廷的关系,因为这种公平选拔形成的文官制度,使得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平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它消解了政府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今天的情形相反。但变革须废除整个文官集团的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它连在下层知识分子中都找不到支持者,因为此种选拔制度使每个布衣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预备役官僚。利益所在,自然整个官僚集团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会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做借口进行反击。
        而诸侯林立的日本,虽然历史上曾试图引进这种文官制度,但却未曾实现过,世袭的大名和侍阶层才是社会的管理者。虽然同在儒家文化圈中,儒家文化对上层社会组织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不构成自身利益的所在,在救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面前,没有理由保留,也不会有人出于个人利益去坚决捍卫。至于适应这种社会变革的成本,来的也远较中国为小。变法在中国,动摇了官僚们已获权利的基础和合理性,而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可怕的威胁,所需要的仅是个人的适应。


        决定日本与中国变法成败之别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关外来的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享有超乎其他民族之上的权利,非但满清贵族掌握着国家权利,整个民族都被供养着。这种特殊而野蛮的种族制度获益者当然会成为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因为变法其实是在颠覆这种种族制度,最终会动摇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法统,也将动摇整个满清族群的利益。对变法的反对,官僚集团中来自满清集团的声音比汉族集团的声音要强烈得多,因为他们失去的利益更多。所以,中国的“戊戌变法”仅有皇帝本人的支持就不足为怪了。
        或说,假如戊戌变法是选择以慈禧太后为核心来推行,就不会遭到她的反对而最终成功,这完全是不知道反对变法者的立场和利益所在。就历史本来面貌而言,光绪皇帝本人对新法的了解非常有限,他的理解与变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有出入的,如果他握有实权而且知道这几个变法鼓噪者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么这场戊戌变法可能根本就搞不起来。“戊戌变法”成败,核心是谁无关宏旨,光绪皇帝支持变法实在是个意外的小概率的事件。
        与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明治维新”并不构成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挑战,因为它从不存在,相反,它是伴随着削除藩篱,以西法重新塑造统一国家的过程。倒幕变法,恢复权利被架空的天皇的威权和真正的国家元首地位,不是“动摇国本”,而是恢复“国本”。此外,“明治维新”的历史机缘是,天皇地位的重新尊崇,使得对幕府专制不满的人有了一个可以团结的旗号。这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过程,也导致了天皇在日本的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这又是节外的话题了。而日本当初世袭的权贵阶层,到“明治维新”前后,其地位日渐窘迫,如封建大名,幕府对其运用人质和轮值制度控制之严密,使其在保有财富的情况下,乐于接受变法带来的自由,至于武士阶层,虽然地位与劳动者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但不事产业,在当时相当数量已几乎沦为乞丐,“百日维新”虽然对他们有所冲击,但也是重生的机会。


        有此三方面的根本差别,中日变法的不同命运就是必然结果了。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中国“戊戌变法”的不幸还在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有一批思想启蒙者兼富有牺牲精神的志士,而“戊戌变法”中的“康圣人”是个思想学问上的二传手,同时又是个十足的投机者。唯有个谭嗣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烈士选择了牺牲,可算变法唯一的光彩亮点。
        而根本上来说,假如中国当时具备日本相似的条件,根本不必等到对西法只有半吊子了解的“康圣人”来进行“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的“中兴名臣”们早就会推动这种变革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这两个运动的命运基本上分析的没有问题。问题时即便这样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野蛮掠夺,日本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要想那么块也是很难的。
        • 清朝得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中间倍日本捞了一票。当时甲午的赔款按条约是2亿俩白银实际日本人拿了3。4亿。这个数字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6倍。当时中日海军中最大的战舰“定远”的造价不过140万两。
    • 若不是美国替日本挡住,日本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战败国将不得不赔偿上百年也还不完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
      由于美国的尽力帮助,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上得到了异常宽大的处理,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前提。后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跟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对当年美国宽大的感谢。
      • 1951年1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
        1951年1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比以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
        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500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470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2亿3千万两白银)。

        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
        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向日本索赔,中国人的分裂给日本人太多机会了。
        • 台湾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台湾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
          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
    • 历史是由很多偶发事件决定的。比如吴三桂放清兵入关的事,其实有很多机会避免,但是这些机会都偶然,必然地错过了,所以清兵也进关了。日本也是集合了许多偶然必然的因素,起飞了。中国呢?我以为中国正在恢复,至少我自己在尽自己的力。
      • 是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日本比真的差太多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没有民族主义的结果可能是中国总是要做CHEAP LABOUR让人瞧不起。对于那些有意分裂中国人侮蔑中华民族的人不要让他们得逞。
        • 我不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到日本的程度我以为就是“劣等”了。其实人群的划分原本是很相对的,比如外星人真要来打地球,估计大家都成地球主义了。面对日本这样的民族,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狭隘到日本的程度就成与世界为敌了